拉长视角看，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放缓、周期性放缓及其相互作用导致影响叠加的三重压力，因此需要在矛盾丛生、不确定性林立的背景下明确应对的核心策略、政策搭配和具体措施。现阶段政策应对的核心有必要放在化解周期性放缓上，而提振投资仍是短期发力的必然选择。
　　2012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破8”意味深长。因为，这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最弱的年度表现，即便在全球经济衰退0.57%的2009年，中国经济也还增长了9.2%，而在全球经济有望增长3.28%的2012年，中国经济却“破8”，增长数据将较1980年至2011年间中国经济10.01%的平均增速低了超过2个百分点。可见，“破8”的背后，中国经济相对于潜在水平表现出失速特征，相对于全球水平表现出补跌特征。笔者以为，拉长视角看中国经济趋势，失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放缓、周期性放缓及其相互作用导致影响叠加的三重压力。
　　结构性放缓是长期掣肘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伴随着人口增速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甚至消失；伴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积累以及重大政策突破瓶颈期的渐次到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红利也在逐渐减小；伴随着国际资源价格的水涨船高、国内资源开发的潜力渐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削弱；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多年演化以及国内经济金融风险的逐级释放，中国投资与消费、内生与外生、城市与农村、实体与虚拟的结构性失衡尚未明显缓解，甚至有所深化。
　　周期性放缓是短期需求不足作用的结果，短期需求不足的成因包括：伴随着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沉淀，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从历史趋势线上方逐步位移到下方，中国外需增长承压较大；伴随着“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推进，中国内需也在引擎转换过程中承压明显；伴随着长期10%高增长积累的动能周期性下降，中国经济自然减速的内生要求愈发强烈。
　　结构性放缓和周期性放缓的并存，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创造了少见的历史环境。两者效应叠加的方式包括：通过概念模糊渗透，心理冲击双向叠加。由于周期性放缓和结构性放缓并存导致增长数据明显下行，市场容易将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相混淆。一方面，可能将长期结构性风险视作迫在眉睫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可能将短期周期性风险视作根基性的结构问题，双重误解导致市场放大了对长期风险和短期风险的整体恐慌，使得经济信心受到额外打击。还有，通过彼此深层作用，风险构成更趋复杂。一方面，经济的周期性放缓导致部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经济的结构性放缓给周期性放缓的简单应对模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在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及其“1+1大于2”效应叠加的三重压力之下，从年度视角审视，中国经济的现在和未来都面临着较大挑战。那么，该如何应对？
　　笔者以为，直面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并存的复杂局势，应对不能是简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需要在矛盾丛生、不确定性林立的背景下明确应对的核心策略、政策搭配和具体措施。首先，必须认识到，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决策者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分清轻重缓急，针对不同风险构成的形成期间、作用机理、影响期限和治理成本确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当前的形势是两种放缓带来三重压力，如果不能迅速、同时化解结构性放缓和周期性放缓，那就有必要将重心放在有效化解其中一类放缓上，将三重压力转变为一重压力。从排除法看，现阶段政策应对的核心有必要放在化解周期性放缓上。
　　应对周期性放缓，须找到需求提振的短期突破口，即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明确政策发力的短期主要方向。还是用排除法，先看消费，消费提振并不是短期内能有效达成的，提振消费需要在长期内逐步降低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但由于结构性风险普遍存在，社保的完善以及中国传统消费习惯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压降中国储蓄率并非短期之功。再看出口，全球经济的羸弱导致外需难以快速恢复，近期人民币有效汇率在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贬值后重新回到升值的长期通道内，对短期出口提振更添压力。因此，只有投资可能成为迅速扭转三重压力格局、为应对结构性放缓赢得时间的短期重点着力点。
　　尽管社会上对投资拉动短期经济复苏存在较大争议，但在笔者看，有三点值得强调：其一，通过排除法分析，提振投资是短期发力的必然选择，虽然会给结构调整带来些许压力，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改变两种放缓引致的三重压力格局，对中国经济而言刻不容缓。其二，提振投资，中国尚有余力，根据IMF的数据，今年中国投资的GDP占比可能将为47.78%，仍低于同期50.09%的储蓄率预估值，从储蓄和投资对比看，投资并非太多；此外，今年中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预估值为1.3%，负债率预估值为22.16%，均大幅低于国际警戒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始终存在，但从全局看，中国财政状况依旧良好。其三，提振投资不仅是短期需要，也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长期需要，而提振投资与应对结构性放缓、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关键是在提振投资的同时以多种方式促进长短期的和谐共进。
　　具体而言，为化解风险、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几点需要格外着力：其一，注重发挥民间资本、微观力量在提振投资过程的重要作用，培育投资增长的微观基础；其二，注重投资内部的结构调整，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新兴产业的长期扶持，以投资促转型；其三，注重改善民生福利，加快保障房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度；其四，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分工搭配，力求多重调控目标的集体改善；其五，继续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在短期风险下降的同时谋求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缓解和消除；其六，渐次放开公用事业、资源、医药及教育领域，为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