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终于出台在即。10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第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由于涉及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从2007年至2009年，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各部委及各方专家围绕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一直争议不断。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未能成行，专家认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是主要因素。两年前即有官方智囊人物透露，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之于众，很大原因在于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所谓既得利益者，大致包括新富者阶层、行政事业单位、垄断和准垄断产业，对于后两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行业的各级高管。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旨在“提低、控高、扩中”，无疑，上述既得利益团体不仅属于“控”的对象，而且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博弈优势，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就很难出台。
　　实际上，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也有很大阻力。近些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些尝试，结果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越拉越大，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五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如果改革方案的具体操作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改革自然难以跳出“马太效应”的循环。并且，中央精神在层层落实过程中往往被掐头去尾、改头换面、瞒天过海，那么弱势阶层也就难逃“被增长”、“被平均”的命运。比如有的地方被上面指出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居民人均收入过低，于是地方便雷厉风行地推行“增长计划”——给行政事业单位以各种名义发补贴。这种补贴既师出有名，符合上级精神，当地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在统计数字上也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而于普通百姓和职工来说，这样的“平均增长”不但无份，却因“平均增长”而多缴社保费。收入差距就这样再次拉大。现实中这种情形数不胜数。
　　曾有学者指出，按现行体制机制下的“增长”政策，普通阶层的收入永远不会比强势阶层更多，而且还会被由此带来的“增长”效应给拉向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决定权永远是掌握在强势阶层手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势阶层会充分运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将国家政策变通、勾兑，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比如，国家提出多建保障房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问题，于是“住房困难群体”会在国家机关和公务员群体中大量“涌现”；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各种权力变相专供、团购乃至直接建设福利房，美其名曰“解决机关人员住房困难”。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晒出的保障房资金预算更是令人咋舌。而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则是居民人均保障支出提高了多少，结果是平均数字越高，分配差距越大。
　　因此，实质问题在于，指望既得利益者来削弱自身的利益，原本是一种悖论。因为需要直面巨大的利益矛盾，收入分配改革，可以说是一项空前的挑战。
　　公共政策的公平性，离开公众的发言权与参与权是不可想象的。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民众在分配改革中缺少参与权，而是总体概念上的民众权利的缺失。笔者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样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舍此便很难谈到保障民众权利。而如果民众权利不保，分配制度改革很可能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后，在实施过程中会否变样、走偏，便是艰巨的考验，充满了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