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公布之后，有国外通讯社说这与此前接受该社调查的14位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期中值即7.4%一致。笔者稍早也做过一个简单调查，结果，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7.5%。可见，所谓预期与结果一致，并非说明今日中国经济学家水平有多高，而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已不是什么高技术活。至于为什么经济学家在预测沪深股市走势时就往往大失水准，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毋庸置疑，进入“十二五”之后，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呈现加速衰减之势，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发掘，加上外部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愈益增加，于是，创下30年来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如今不得不为“稳增长”而努力。应当说，近几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确是了不起的成就。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更达到10.3%，2011年虽有所下滑，但9.2%的增长率依然傲视全球。然而，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越来越清楚，单纯保增长的代价实在太大，于是，今年以来，政府在敲定宏观经济目标时就有了告别速度情结的迹象。年初定下7.5%的全年增长目标也被认为是较为理性的决策规划。
　　只是在政绩考核机制高度依赖数据表现的今天，各级各地政府显然难以摆脱数字情结。深谙这种情结的国外有关机构和分析师们出于相关利益考虑极力扮演吹鼓手角色。当一季度8.1%的增速出来之后，他们随即拉高了唱空中国经济的分贝，甚至在数据出炉之前，就给中国经济拼命泼冷水；而当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触及底线的7.6%之时，更是给出了悲观的前景预期。耐人寻味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和相关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开具的药方，往往非常有利于其在中国相关业务的拓展。
　　其实，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表面看来是既有经济增长动力衰减造成的，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使得迄今尚未真正找到支撑经济有效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像中国这样GDP超过7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如果没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靠凯恩斯主义思维浓厚的宏观调控来指导经济，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却是不正当事实。一方面，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这种主要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甚至使得整个经济系统潜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当经济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开启之后，政府理当“转型”与“增长”两手都要硬。但从最近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看，显然为了短期经济目标而牺牲了转型。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更是将经济战略转型视为头等急务。但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没有得到清除，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特别在政绩考核体系未作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始终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各级各地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不高，加上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至常常为了短期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大局。另一方面，经济战略转型亟须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但各级政府在普遍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的认为扭曲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之后，一直未能实质性放松对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控制权。由此，要素价格市场化一直难获重要进展。在绝大多数地方，经济结构的显著优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技术进步都没有实现。
　　因此，宏观经济决策既要告别数字情结，拨开增长的迷雾，更要审视制约经济中长期有效增长的诸多约束条件。在告别入世红利、产业转移红利和人口红利之后，政策红利的释放注定只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而非决定性条件，消除增长的不确定性，唯有清除经济沉疴，实现经济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