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需疲软的背景下，短期内，投资增长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虽然这似乎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观点相背离，但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投资增长可能存在误判。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这已明显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只有加大设备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短期内才能实现驱动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
　　根据传统的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而劳动力投入相对稳定，提高资本存量或可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并不低，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处在较高水平。在国外，土地出让收入并不记入当期投资，也不成为资本存量，这与我国有较大不同。我国的土地出让收入是当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其中，与土地出让收入关系密切的费用投资占据了较大比重。但需要注意的是，费用投资并不会带动生产扩张。显而易见，若完全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规则推算，2009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高估，主要是因为土地出让金过快增长所引发的结果。根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可能存在误判，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就发生了明显背离，说明中国经济依靠投资驱动的观点值得商榷。据测算，观察中国水泥的消耗，不难发现2009年后，中国经济可能并不如统计数据显现的那样出现强劲增长，或者说是只是出现了温和复苏的迹象。
　　因此，加大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存量，或是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困难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较大，西部基础设施不发达，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迫切需要加大包括交通、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有效提高西部地区人口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改善生产供应水平。而即使在东部地区，其经济增长，也主要依靠外向型经济扩张，自身的生产技术和水平仍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地区生产结构急需调整，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较大变化，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
　　更重要的是，亟待提高生产函数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上，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是技术水平。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主要出口的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更需要设备与基础设施的增长。若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改造，或可刺激我国经济实现适度增长。
　　加大投资增长，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政策刺激。虽然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值得关注，但并不表明政府债务失去控制。关键是要加大政府举债的约束，同时还要提高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扩张措施，是主要投向设备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而不是土地购买。若地方政府投资主要是提高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便可以带动经济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