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近日在评说中美股市差异时说，两者根本差异在于“美国股市是投资者的市场，而中国的股市是融资者的市场”。对此判断，我虽不完全赞同，但仍觉得其中的含义很值得深入讨论。
　　说美国的股市是投资者的市场，并非指美国股市是投资者说了算的，更非我们某些人想象的（或者说希望的）是保证投资者盈利的，而是说在美国股市上投资者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 “股市应该是投资者的市场”这个命题是非常必要的。
　　过去，每当说起股市的“投资者化”这个话题时，评论家们总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口号，而实际上在这个口号下总是转弯抹角地寻求政策对投资者盈利的保证，这是有悖科学精神的。因为市场本该是公平的、充分的博弈场所，其本质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并不关注谁赚谁亏。在这个过程中盈利和亏损都属正常现象，就像生老病死、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体现得越充分，市场的提升效率的职能就发挥得越充分，对经济发展就越有好处，百姓福祗也就越能厚重。如果一味要求保证某一方的盈利，甚至袒护某一方利益，非但不是为百姓谋福，反而会因破坏规律而使经济乃至百姓遭殃。如此“为民请愿”岂不成了“祸国殃民”。所以说，科学理性的呼声才是民意的真正喉舌。
　　从科学理性的角度讲，充分体现市场本来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本来职能才是人间正道，那么，在讨论市场改革的主题时就不能从狭隘的个体利益角度或者某一方的立场来评判是非，而应该站在市场的高度来研究规律、建立机制。市场要发挥提升效率的作用，就必须“倾听”并体现各方意见，尤其是普通参与者的意见。而这个倾听和体现的过程就是充分博弈的过程，最终让各方意见都能在对方的行为中得以体现。
　　具体到股市当中，股票发行人应是被动的，他把股票发出来就是要接受市场对他的定价，定得高说明市场认可他（认可他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反过来，股票市场定价很低，说明市场不认可，他就该失去对资源的支配权，并通过这样的“失去”把低效率者赶出市场。这就是股市的职能，是股市本该有的规律。
　　而市场的定价是由投资者说了算的，是投资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表面上看，投资者的买卖行为是一种个人意志及取向，实际上却是整个经济社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取向的体现。美国股市之所以称得上是“投资者的市场”，就是因为它的投资者的意见能够得到体现，可以左右资源支配权的分配。说白了，就是在资源配置这个问题上，是投资者说了算，这才是“投资者的市场”的真正含义。
　　在沪深股市，价格虽然也是投资者博弈的结果，看起来也有投资者“意见”的表达，但事实上这意见是不被理会的，A股上市公司几乎从来就没有因投资者的反对或者支持的意见（股价低估或高估）而失去或者得到资源的支配权的事例。这种现象的后果十分严重。对投资者而言，既然意见无法产生作用，表达意见的原则性和科学性乃至于理性也就逐渐消失，最终被侥幸心理乃至赌徒心态所占据，如此状态下的定价，不可避免地会被炒作所干扰，以至于常常释放出错误信号，干扰整个市场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这种现象至少在某些局部确实是存在的。而对股票发行者而言，既然投资者的意见可以完全不去理会，也就失去了对股市最起码的敬畏，变得肆无忌惮起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不管多么差的股票都敢炒。如此一来，得实惠者，上市公司也，上市也变成了融资的盛宴；而倒霉者，投资者也，因为他们的意见根本就与这个市场无关。
　　股市一旦变成融资者的市场，其危害远不止股市本身。如果说股市真的是宏观经济是否向好的原因而非结果的话，那么如果这原因就是错的，结果又怎么可能正确？直说了吧，国家的宏观经济怎么可能在这样的股市帮助下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经济的合理转型，进而实现整个经济价值的全面提升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股市还给投资者”绝不是某种施舍，也绝不单单是对投资者的负责，而是对经济发展自身的救赎。
　　把股市还给投资者，不是一个政策过程，而是一个市场制度建设以及机制培养的过程。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够表达投资者的意见，关键因素在于它有一整套产权转移制度和抢购制度。由于有了这样的制度，于是市场就会产生出投资者的意见足以发挥作用的机制：投资者认为某个公司不行（给出极低的股票定价），那这家公司就可能失去产权，进而失去资源的支配权；投资者认为某公司行（给出很高定价），那这家公司就继续拥有产权，甚至获得更多的产权，进而能支配更多资源。
　　沪深股市之所以被诟病为“融资者的市场”，原因恰恰在于产权转移制度和抢购制度的缺失。我始终坚信，这才是中国股市改革成败的最关键之处，一旦改革成功，受益的绝不仅仅是股市本身，而是整个宏观经济乃至整个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