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深圳市政府正在酝酿对汽车征收排污费；一是佛山市财政局局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佛山还有进一步负债的空间，政府要敢于举债。
　　关于深圳拟收取汽车排污费一事，尽管最新的消息是，深圳发改委表示该政策尚未开展相关研究，网传的三种收费方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深圳确实有研究征收汽车排污费的计划”。换句话说，这项收费还是极有可能实施的，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而佛山市财政局长的话，却是言之凿凿的，他透露，“接下来两三年，（佛山市）每年要偿还债务200亿，但一过了这两三年，债务会一下降到100多亿。因而，市级、各区可以根据不同的债务年限，采用不同的金融手段，把债务的峰值往后挪几年。”
　　这两则信息放在一起，颇有意味。它给人的直觉是：地方政府又缺钱花了。于是，一方面开始巧立名目发掘创收新渠道，一方面堂而皇之地抓紧发展机遇，继续寅吃卯粮。事实上，深圳市和佛山市的打算或做法，不过是全国各地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缩影。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需要通过种种手段来增加手上可以支配的钱财而已。
　　地方财政吃紧，除了庞大的财政饭队伍“紧吃”的因素，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土地财政玩不太转了。近几年，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地方政府以往那种靠卖土地就可以过得很滋润的好日子，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在新的财政创收渠道（如房产税）尚未找到或开通之前，地方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削减开支、精简机构；同时量入为出，暂缓经济疾进的步伐。其二，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一方面挖掘各种创收“潜力”，一方面不惜寅吃卯粮，靠借债过日子。很显然，前者对于政府来说，无异于“自宫”或者“自废武功”，这种事情，政府当然不乐意干，那么，也就只有采取后一种策略了。这样一来，汽车排污费等诸多名目费税的动议、“要敢于举债”的豪言壮语，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还有“稳增长”这面大旗可以拿来做后盾、壮声威呢？
　　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可谓后患无穷。一方面，它可能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有损政府部门的威望和声誉。众所周知，我们的党和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其根本的执政理念，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的做法，必将引起民众的不满，这从几天来网络舆情对于汽车排污费的反应即可窥见一斑。合情合理且合乎法律程序的征收行为，百姓自然会坦然接受，而在社会矛盾积累已久，企业、民众本已不堪重负的背景下，仍想方设法从其口袋里往外掏钱，其后果就堪虞了。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过度投资带来的地方债务风险。有数据表明，截至去年8月，全国各地地方债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而今年以来，不少地方的“投资大跃进”，又将增加不少新的债务，譬如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重庆、贵州等十余省市陆续发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累计已超过10万亿元。这些已经形成的债务和或将在今后数年内背上的新债务，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一颗颗可怕的定时炸弹。今年二季度以来，一些地方竞相扩大投资规模，在目前“稳增长”政策环境比较宽松的背景下，不排除地方有举债的盲目冲动。举债发展，固然有减少成本、不愿错过机会的考量，但这需要严密的论证、科学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绝不是仅仅有了“敢于”的勇气就可大胆为之的。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这种有敛财嫌疑的行为，仍是一种“政绩思维”、“GDP思维”的反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地方官员的这类思维，不过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路，对于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弊大于利的，同时也与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需要引起警惕的还有，那种大力借债，把压力往后拖延，只图自己任上风风光光的做法，正应了路易十五那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对于后人、对于国民，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地方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底气，根源在于他们手上有了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资源。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必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而客观事实是，不少地方政府行使的依然是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他们扮演的角色不是“守夜人”而是“生意人”，正因为他们成了利益中人，才会不时地激发敛财的冲动。这种角色错位的现象亟待改变。我们期盼，接下来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上产生前所未有的良性变化，那么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合理的经济行为，自然会受到有效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