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手表门”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公众要求建立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的强烈呼声。
　　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要求官员定期申报其财产、收入，并向全社会公示，接受全民监督。一旦公众发现该官员的申报不实、或者其消费水平和其财产收入水平不符，即可质疑举报，有关部门可介入调查，依法处理。国外的实践证明，这项制度确实促进了公权力的规范运行，起到了反腐的作用，因而被称为“终极反腐利器”。
　　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于瑞典。1766年瑞典开放政府记录，允许公民查询官员的财产和纳税状况。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行政、司法、立法部门之官员必须公开本人、配偶及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的书面报告。1985年又通过《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对众议员及雇员的家庭财产申报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1984年，日本中曾根内阁成员实施财产公示制度，1992年，又通过了国会议员财产公开的相关法律。
　　1981年韩国出台了财产申报制度，但实行非公开原则，因此，反腐效果甚微。1993年，韩国实施金融实名制，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惩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一大批达官显要。此后，韩国官员腐败现象大大收敛。2005年越南颁布了第一个反腐败法，要求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公布资产数额。2008年俄罗斯通过了《反腐败法》，要求国家公务员公开申报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房产、资产和收入情况。
　　目前，世界上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财产收入公示制度。
　　在我国，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王汉斌就明确建议“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3月31日，实施存款实名制。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但这些制度都只要求官员申报其财产和收入，并不公示。事实证明，这些制度收效并不大。其后，很多人提议建立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2006年以来，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为此连续七次提出书面建议。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人大、政协提出 “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2009年7月20日，《学习时报》刊文建议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率先公布财产，作为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突破口。也是从这一年起，我国不少地区也开始了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示制度的试点。
　　从2009年元旦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后因次年8月，该区纪委书记病逝而停顿。2009年春节后,浙江慈溪市在内部公示了700多名干部的财产。2010年9月，宁夏青铜峡市在内网上公示了新提拔干部的财产收入情况。从2010年起，江苏无锡市北塘区要求新任副科职干部在所在单位公示财产，主动接受监督。
　　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已建立了官员的财产收入申报制度，但公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个别地区正在积极试点。
　　一方面，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会触动很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有些官员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一旦曝光，不仅财产将被没收，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为此，他们找出种种理由，如“个人隐私论”。实质上，由于官员掌握着公权力，他们的财产状况就不再属于个人隐私，官员财产的隐私权应当服从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国际上早已在法理和实践上解决了的问题。公职人员隐私权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已是法学家的共识。所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并不侵犯其隐私权。“个人隐私论”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有些官员从内心恐惧财产收入公示制度，从而反对这一制度的建立。
　　另一方面，回顾当今被揭露的贪官，百万级早成常态，千万级以上也常出现，因此，一旦将官员财产收入公之于众，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确实很难估计。但问题在于，实行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确有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拖着不实行，风险只会更大。
　　面对这一两难，笔者认为，既要认识到建立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是大势所趋，也要充分认识建立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的现实困难。建议多管齐下，先易后难，由点及面，稳步推进。如先建立“新公务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再如扩大试点城市范围等等。这既可以推动官员财产收入公示制度的建立，又能将推出这一制度的政治风险降到最低，阻力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