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成为相机抉择宏观政策的重要考量。价格总水平温和，则政策的出台力度和作用空间都会偏大。从8月来看，我国价格总水平改变了连续4个月的下降态势，较7月提高0.2个百分点，重新回到“2”的区间。虽然这一水平仍然温和，但一个曾在我国价格运行中多次出现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它可能对我国未来价格运行起到重要甚至支配性的作用——这便是猪肉价格的上行苗头。
在我国总体价格运行中，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价格运行趋势与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保持明显协同，猪肉价格的波动贡献了CPI波动的很大部分，正因如此，就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猪肉价格周期，出现了CPI(consumer
price index)成中国猪肉指数（china pork
index）的戏称，甚至有了猪肉价格绑架CPI之说。
笔者认为，二者出现协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幅度较大，同比涨幅最高曾超过80%，同比跌幅最大也曾达到30%以上。在最近一轮的猪肉价格上涨中，同比涨幅最高也达到了57.1%。二是我国猪肉价格在CPI的权重较大。目前在我国CPI构成中，食品价格权重为30.49%，而猪肉价格在食品中所占比重主流判断在8%~10%左右。按此计算，猪肉价格在整个CPI中的权重在2.5%~3%之间。这一水平远大于世界主要猪肉生产和消费国，例如日本为0.66%，美国约为0.34%，德国约为0.71%。这一较高的权重，放大了猪肉价格波动对CPI的影响，造成了二者的明显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历了多轮的猪肉价格波动。
单就2000年以来，我国已先后经历了3次猪肉价格波动周期，分别是2002年7月～2005年11月/2005年12月～2009年5月/2009年6月~2012年8月。我国的猪肉价格运行周期一般为40个月。总结来看，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周期为40个月左右。但在这种波动中，价格上行期和回落期并非对称的。
一方面，在时间上是非对称的。一般而言，价格上行期为2年（24个月）左右，而价格回落期则在1年（12个月）左右，其余4个月则是价格筑顶或筑底期。
另一方面，在价格波动幅度上是非对称的。一般而言，上行期要明显高于回落期。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推动CPI上行的影响，要远大于其拉低CPI下降的影响。正因如此，猪肉价格上行周期一旦确立，将在未来的两年内对CPI形成持续且明显的推动，影响力量绝对不可轻视。
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或者进入处于哪一区间，有着特定的信号或条件，关注这些信号并提早作出应对，无论是对通胀治理还是经济刺激都是必要的。
当前来看，在猪肉价格运行中，出现了支撑其进入上行周期的若干信号：
一是猪肉价格从8月下旬开始扭转了持续下跌态势，开始上行。8月份环比增速改变了自今年2月份以来连续6个月为负的情况，达到1.5%，为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增速。
二是猪粮比连续23周低于生猪养殖盈亏平衡点，这一周期与一个生猪生产周期差不多（散养约为160天，规模化养殖约为140天），各类猪肉生产主体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生产策略，已能够对生猪生产和供应产生足够的影响。
三是猪肉进口数量显著增加，根据农业部数据，今年6~9月份，我国从美国（世界第二大猪肉生产国和第一大猪肉出口国）进口猪肉的数量分别为2671万磅、4370万磅、6547万磅和8225万磅，出现连续4个月的快速增长态势。
四是玉米等价格持续上涨，受美国旱灾等因素影响，玉米、大豆、小麦等用来生产猪饲料的粮食品种价格持续上涨，连同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一起，将显著增加生猪生产成本，将对猪肉价格上行形成推动。
现阶段来看，鉴于猪肉价格上行在推动CPI方面的巨大能量（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0%，则带动CPI上行0.25~0.3个百分点），以及猪肉价格上行可能带来的传染效应，因此，提早预防猪肉价格上行、为宏观刺激政策留出足够空间，在确保经济稳中求进和实践价格平稳运行方面，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方面，务必要明确应对猪肉价格上行，必须要立足国内、自力更生。我国猪肉产量占到全世界产量的一半左右，且世界其他国家猪肉供求总体均衡且非常平稳，这一特征决定了虽然我国可以短时间通过适度加大进口来应对需求的增加、控制猪肉价格上涨，却不能作为根本手段，解决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只能依靠自身。
另一方面，务必要明确，应对猪肉价格上行，政府在某些领域不应缺位。这些领域包括：向市场发布及时、准确、全面、动态的供求信息，指导各类生产主体相机生产；在流通、零售、检验等环节给予适当政策支持，降低流通成本，促进区域间的配置效率；适当加大政府反周期操作力度，通过国家储备等方式调剂市场供求；动态修订生猪生产行业盈利能力的预警指标（也即猪粮比等），准确掌握生猪生产行业绝对和相对的盈利能力，当这一能力出现持续下降时，及时运用价格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者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