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朋友去加拿大探亲，发现商场售卖的服装鞋帽已不都是“中国制造”，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的产品多了起来。而且同样面料和款式的一条牛仔裤，来自孟加拉国的卖50元，来自中国的卖80元。可见，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一些跨国制造业已在“孔雀东南飞”。
　　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改变。
　　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已发生重要转变，“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凸显。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1.8个孩子，较20年前少生4个。90年代末，又步入“银发社会”，现正以年均800万老人的增速发展。20年的低生育水平、10多年的老龄化进程，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日趋缩减。根据“六普”数据推算，我国15—64岁劳动力总量从2010年开始下降；而20—29岁青壮年队伍10年前便已开始减员，至今减幅近15%。
　　法国哲学家孔德曾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30多年前，我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成本优势，成为经济腾飞的有力推手。而今，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供应衰减，低成本优势也不断减少，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两类国家受益较大，一是发达国家，一是低收入国家。前者凭借技术和资本竞争力，后者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相形之下，中等收入国家“两头都不占”，受益最小。中国快速发展30多年后，现在就走到这个关口，传统的成本“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尚未建立，如果应对不当，也有可能坠入发展徘徊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
　　为此，有人提出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增加未来劳动力。然而，“发展是最有效的避孕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有些自称“房奴”加“车奴”的夫妇，怕做“孩奴”，甚至不要孩子。因此，放宽生育限制，对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能起到多大作用，也还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后劲，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上升17%；如果职工全是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都是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人力资源开发不够。如果人口结构之变形成的倒逼机制，能让我们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从重学历轻技能的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从人口红利“红”在“数量”转向“红”在“质量”，加快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