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外媒报道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接触投资银行，寻求公开发行股票方面的建议。华尔街日报当天的报道称，华为正考虑在香港或伦敦上市，不过更倾向于美国。华为随后对“上市”予以直接否认，称并无在美上市计划。
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比西方起步晚五十年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堪称中国制造业的骄傲。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从程控交换机领域实现了群体性突破，很快形成了产业优势，在全球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确立了产业优势，造就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时至今日，华为、中兴在全球电信设备业界已经连续数年分居第二、第五地位，华为今年上半年更以1027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超越爱立信的975．2亿元营业收入而跃居世界第一。然而，没有倒在商业竞争中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却因政治性风险而伤痕累累，特别是在美国市场，政治性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和最大风险。从华为2007－2008年刻意联合拥有深厚政治背景的美国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收购3Com公司遭否，竞购摩托罗拉公司部分业务失败，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信设备合同受阻，美方禁止华为参与建设美国全国应急通信网，禁止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直至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要求政府禁止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厂商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对华为中兴两大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厂商的掣肘步步升级。由于美国市场在全球电信业市场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也由于华为、中兴两公司多年来营业收入中海外收入占比一直在70%以上，如果真的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尽管目前在美销售额占两公司营业收入总额比重都较低，但这对于两公司的发展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为此，有些投行机构建议华为在美国上市，以此提高透明度，消除美方的安全疑忌。然而，综合考虑，在美上市只是一个无助于达到目的却要带来难以预期的风险的办法。
可以确定的是，赴美上市能够给华为带来的好处很少。从资金方面看，华为资金相当充裕，并不需要靠上市来解决资金需求。如果上市融得过多资金，反而有可能增加华为寻找新投资机会的压力。从消解美方疑忌方面看，美方某些势力对华为和中兴的掣肘源于守成霸权对新兴霸权那种深入骨髓的猜忌防范，也源于美国政治体制中的缺陷，让更加内向、保守而缺少国际眼光的国会议员们掌握了对国际贸易领域较大的影响力。无论华为和中兴如何努力提高透明度，都无法改变这两个基本点。事实上，华为和中兴两公司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在美国市场的透明度，包括承诺其设备可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检测等，这样的措施比在美国上市更能切实提高其安全透明度。
实践经验也早已证明，赴美上市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美国政府及其社会敌视中国势力的宽大照顾，相反还常常承担了额外的政治性风险。实际上，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即使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赴美上市也会给华为带来很多额外的束缚和风险。目前华为的体制确保了该公司的高效决策和强大执行力，一旦上市，在股市规章、众多外部股东的约束下，该公司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都很可能受到损害，相信这不是爱护华为公司者所乐见。
即使仅仅在境内上市也会给华为带来如此额外束缚，赴境外上市给华为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大。因为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人士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即使华为这样的已经高度国际化的公司可以避免这种风险贴水损失，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也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不要以为美欧所谓“法治国家”光环下都是美丽的东西，西方国家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
既然如此，华为又何必去追求赴美上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