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华社记者走访包括广州在内的大城市养老院,发现公办或者有财政支持的养老院向关系户优先供应床位,导致供需本就相当紧张的养老资源向有权有势的人倾斜,加重了真正需要入院养老的困难老人的等待时间,公办养老院正在丧失其社会兜底功能。 广州也像其他城市一样,公办养老院的床位总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据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广州2010年共有养老机构168家,床位总数不到3万张,公办和民营各占其半。而同期广州65岁以上老人超过80万人,社会养老资源的供需存在着极大缺口。 养老院的床位成为稀缺资源,权势和关系参与到公平竞争在所难免。公办养老院因其优势资源集中,在整个养老机构的格局中,更成为争比拼权力大小、关系远近的焦点领域。在这样不正常的资源配置下,无权无势的平民老人基本失掉资格,只能苦捱。 养老院床位的轮换周期一般为五到七年,换言之,只要养老院被关系户占据,那些竞争弱势的老人至少要等五年才有一次机会,更可能仍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排挤出公办养老体系。这种残酷的养老态势体现了时下养老格局的畸形,其背后的困局必须得到改变。 广州养老院的发展有着结构上的缺陷。一方面政府对这一部分的公共福利投入极少,往往将仅有的一点投入集中在一两家官办养老院。另一方面,财政及政策对民营养老院扶持力度极小。养老市场规模小、资源严重不均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实现普惠的养老。 政府对此也很焦虑,不断地探索新路子,比如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社工进社区,发展居家养老模式。但居家养老的缺点是分散,而且不能保证养老的质量,而且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效率不尽如人意。特别奇怪的是,政府始终冷对企业性质的民营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能不能按照企业化模式运作,一直是困扰业内人士和民政部门的老大难问题。其实,民办养老院有盈利冲动并不可怕,关键是政府选择好适当的合作工具,通过资金注入和政策调节,置换一定比例的养老床位,借助社会力量做大养老资源的基本盘。 养老院投入巨大,单靠政府之力承建及运营纯粹公办的养老院,一定会在规模、专业化等方面徘徊在瓶颈阶段。如果不能突破这么多资源配给的扭曲状态,就无法扭转权力关系挤压公共福利的恶性循环。 公办养老院需要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建立公正的入院审核程序。此外,政府的视野还可以放宽些。养老市场应利用有限的国资与政策激发出民资活力,培育出新的合作模式。 总之,仅仅声讨权力或关系是不够的,它们只是养老旧秩序浮在表面的小部分。而仅仅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实现养老福利的普及化,也是不全面的。养老市场的新秩序需要财政与民资达成共识,需要双方的坦诚合作。民资一直在等待利好,政府尚需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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