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社会的来临，让“老有所养”正成为越来越迫切的时代课题。但不少公办养老院正被“特权”老人争相占用，而普通老人挤不进大门，晚景凄凉。在一些城市，原本承担“托底”功能的公办养老院，正在自主经营中慢慢变味。眼下，找关系“插队”入住公办养老院已成为行业潜规则。(10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是一条带有很重撕裂感的新闻，在一个福利社会中，养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应体现出最基本的公平属性，而公立养老院作为政府提供的养老资源，更应该向那些“老无所依”的低收入老龄者倾斜。可现实的情形是，公立养老院资源无法被公平地分配，被有“特权”的老人争相占用，身份开始成为能否享受高水准养老服务的通行证，如此，怎能不衍生出公众的愤怒感和负面想象?公众会感慨养老之难，也会感慨特权影响的无所不至。
　　我理解并感同身受于围观者的愤懑和不平，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较之“特权养老”的出现，仅仅指摘特权的巨大支配力仍旧是肤浅的。“特权养老”的出现，本质上源于不完善且畸形的养老市场。
　　不妨回溯一下公立养老院的前世今生。民政资料显示，我国当前的公立养老院脱胎于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福利院，它主要以救助为目的，以城市中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到上世纪80、90年代及其后，“三无老人”剧减，而城乡养老需求蓬勃上升，公立福利院开始接收自费老人。可它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公立养老机构只能满足少量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养老也是展示地方政绩的窗口，许多地方管理者更热衷于打造所谓的公立养老院样板工程，而对投入多、影响政绩甚微的民营养老机构关心不够。
　　公立养老院稀少且被全力打造，民营养老机构数量虽多但不受管理者眷顾，如此，只能衍生出公立与民营养老机构在服务水准上的极度不对称。少数的公立养老院因为承载着官员的政绩需要，多分布在城区，养老设备先进，收费低廉，常能享受到种种政策性便利，是养老的理想去处。而民营养老机构，出于天然的赢利考虑，它们追求的更是实际的利益而非“看得见的养老举动”，不仅设施相对简陋，收费偏高，且由于目前缺乏行业性的管理条例，其提供的养老服务也难言规范。
　　巨大差距的客观存在，自然让公立养老机构成为稀缺的资源，成为部分人依靠特权争抢的东西。恰缘于此，权力与种种可支配力累加在一起，助推了“特权养老”的出现。
　　指摘“特权老人”现象，安抚其背后被撕裂的社会情绪，显然需要重新回到原点上来:老龄社会的程度在日益深化，但社会整体的服务配套水平却远远落在了后面，它才是“特权养老”出现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这样，要阻止乃至消弭“特权养老”现象，当前的迫切任务，主要是减少公立、民营养老机构服务水准的差距。公立养老机构的数量需要增加，且服务提供要更公开透明，压缩“特权养老”现象的存在空间；而对于民营养老机构，既要加大资金与政策的扶植力度，促使其迅速发展。此外，还要提高准入门槛，以严格的管理保证养老产品的高质量，为公立养老院“祛魅”与“分流”。说到底，它指向的仍是公平与透明，考验的仍是公共管理的智慧。
　　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场中，必有特权者的魅影，“特权养老”现象再次验证了这个定律。只是，任何特权行为都有其发生的土壤，这是愤怒抱怨之外所不能被忽略的。对于“特权养老”，我们更须经由此，探讨公立与民营养老机构的差距如何缩小，这是比愤怒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