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社会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国际社会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和调整需要国际间的广泛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日益提高。一方面，中国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构成，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严稳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中，中国正经历着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讨论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创造更加健康稳定的货币体系做出贡献，是中国当前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每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出现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讨论。最近的两次分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美国首先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波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对国际社会来说，短期内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继续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改善条件，争取最大限度地防止汇率的剧烈波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当前，各个层面都在讨论：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稳定的。
2009年6月26日，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在“经济与金融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危机应对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提出实质性建议，包括缓解危机的短期措施，和国际货币金融的长期性结构改革。
IMF建立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Reforming InternationalMonetary
System）网站，内容包括全球失衡、资本流动、全球储备体系、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和救助及政策协调。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既能满足国际交易的支付需求，又能避免和有效化解金融危机；既能保持全球化势头，又能实现全球平衡。为此，各国应加强合作，重点推进汇率制度、储备货币、金融安全和救助方面的改革。
——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超主权
由于其固有的流动性和信任之间矛盾，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普遍认为是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市场不稳定、发展中经济体超额储备、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在改革储备货币方面，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呼声渐高。与各国以往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现实做法相比，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是个更为理想的选择。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并不新。早在1930年，凯恩斯在其著作《货币通论》就已经提出过；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讨论期间，他也曾提出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好处是明显的。它不仅可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而且使调控全球流动性成为可能。
但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的实施难度巨大。设立国际货币的最大障碍在美国。恩道尔指出，美元是美国创造“美国世纪”的两根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是军事力量）。美国在维护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方面不遗余力。这也是为什么
IMF在超主权储备货币“Bancor”提出后半个世纪才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而且受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仍十分有限。
未来，美国有可能放弃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支撑吗？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他指出目前的危机为清除妨碍新全球货币体系的政治阻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因为美国或许会发现其储备货币地位所需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稳固。美国和外汇储备持有国都可能会觉得引入新体系是可以接受的。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只是说明了可能性，现实中的可行性依然有待时间检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一个相信“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亨利·基辛格）的国家放弃对货币的控制，谈何容易。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将会止步于讨论阶段。正如蒙代尔所说，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谈论国际货币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众多外围国家而言，短期内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继续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这样的方案更容易让美国接受，并且获得进展。长期而言，国际社会还是要继续说服美国认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利。
——汇率制度：固定还是浮动
每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就会有很多人怀念金本位制下低通胀、经济稳定增长、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的美好时代。事实上，金本位制下也有危机，但危机相对容易被控制。在全球化已经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回到金本位制已经不可能了，那样只会带来全球通货紧缩。卡塞尔1925年就明确指出：按照目前黄金的生产形势，可以肯定，相当短时期之后或许十年之内，需求的增长会使黄金的供求从当前的过度供给转化为过度稀缺，并由此引起价格下跌。
而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持固定汇率制也被历史证明难以为继。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核心外围经济体选择了汇率浮动。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浮动汇率制就优于固定汇率制。完全浮动的汇率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剧国际金融的动荡。
当前的形势虽然不允许国际货币体系回到固定汇率制下，但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不断改善条件，争取最大限度地防止汇率的剧烈波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首先，应努力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缩小外围经济体与核心外围和中心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欧元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的经济体之间，更容易维持汇率的有限波动。而且外围经济体的经济健康稳定，可以大大降低其遭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
其次，应建立全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以及应对国际游资的国家间联动机制。鉴于国际游资的危害性，加强提前预防和事后应对方面的国际合作，对维护汇率稳定非常必要。
第三，应帮助新兴经济体建立高效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控制机制。新兴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更应注重防范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冲击。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当局在经济繁荣时期允许资本激增以获得迅速的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赤字，那么结果几乎肯定就是国际收支差额危机，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金融危机。他指出，当经济繁荣主要是以投机性短期资本流的形式存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