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现阶段的“稳增长”要更加重视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结合，更加重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我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让绿色经济成为“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引擎。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出席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指出，应当积极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GDP增速已经降到四年来最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出口增速等多项指标都降至近年来的最低水平。“稳增长”又一次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区别于以往的“保增长”，现阶段的“稳增长”要更加重视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机结合，更加重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国长期以来能源资源利用和配置的低效率和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我国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我国能源安全供给、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GDP总量的9％左右，但能源消费却达到了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9％。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过去20年间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据世界银行测算，2008年我国环境损失相当于国民总收入的9％，而同时期的美国还不到3％。我国要在资源环境瓶颈的严格约束下实现“稳增长”，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绿色经济综合性强、覆盖范围广，带动效应明显，能够形成并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走出危机“泥淖”和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重要特征，以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为内涵，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在内的高技术产业，有利于转变我国经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绿色经济对就业有巨大带动作用，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测算，转向绿色经济可以在未来为全球新增近6千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各国政府都力图通过推行“绿色新政”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早在2009年就启动了整体绿色经济发展计划，并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色经济”；美国提出在未来的10年间，投入1500亿美元促进清洁能源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实施了名为“经济危机对策”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主打绿色牌；韩国政府制定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和五年计划，争取在2020年前跻身全球七大“绿色大国”之列。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我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让绿色经济成为“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引擎。为此，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积极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
　　（一）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通过投资审批、土地供应、融资支持、财政补贴和税费优惠等政策工具，改变绿色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积极引导企业培育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要加强绿色产业集聚区建设，依托现有高新区、经济开发区，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要根据产品工艺和生产工序的内在联系，在多个企业或产业间进行工业生态的链接，增强相关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多产业横向扩展和资源深加工纵向延伸相结合的绿色产业链。
　　（二）要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培育发展绿色产业的人才，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绿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要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广泛建立并优化产学研合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的公共研发投入，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绿色经济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推进引进、吸收和集成技术创新；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要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形成支持自主创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生态，共同面向绿色技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行业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要发挥其中介优势，提供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和绿色技术引进渠道，促进绿色技术成果的扩散和商业转化。要完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标准，淘汰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企业，保留具备绿色生产能力、符合绿色生产标准的先进企业。绿色技术的学习和扩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储备基础上。所以，要完善绿色创新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建设绿色技术研发队伍。通过发现、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等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绿色经济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借经济危机契机引进国内所稀缺的海外高端人才。
　　（三）要完善金融投融资渠道，发展绿色金融，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绿色新兴产业对既有石化技术体系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冲击和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使得对其的投融资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银行信贷的获取。股权投资具有市场筛选、产业培育、风险分散、资金放大、要素集成、促进合作等制度功能，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催化剂。支持绿色经济必须发展以 “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链，尽可能扩大其退出通道，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聚集对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扶持创新型绿色中小企业。除利用直接融资工具外，还要鼓励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定向发放无息、低息贷款。要实施积极的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窗口指导。通过加强对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企业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和对污染企业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经济领域。
　　（四）要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等措施，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良性互动。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有利于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我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欧美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要少10到20个百分点，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将促进中国绿色消费市场的开发。倡导绿色消费要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通过价格机制，加大对以节能环保为导向的绿色消费的补贴力度和信贷支持，刺激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要加大政府采购对绿色产品的首购、订购力度，为新兴绿色产业产品打开市场，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研发和产业化。要在消费者中加强绿色理念宣传，促进公民逐步树立绿色消费观，在全社会营造生态、适度、节俭的绿色消费氛围。要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
　　（五）要探索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把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硬指标。目前，北京、浙江等省市已明确要求将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并致力于将此作为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受限于自然环境固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污染责任难以明晰，多数地区只是在GDP指挥棒上涂抹了一层“浅绿色”。为此，要通过明晰资源环境产权、确定资源环境价格来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考核有据可依。要理顺绿色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明确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从机制上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根源上，要弱化着眼于地方经济总量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把万元GDP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等环境绩效指标作为考核官员的硬约束性指标来督促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于生态环境重要但脆弱的地区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试验区，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要加快修订和制定绿色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执法力度，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强化法律的执行。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加强多层次梯度立法和完善法律配套措施，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加快修订《环境保护法》、推动《绿色经济促进法》和《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鼓励各地在国家立法的框架内，结合本地特色和实际，制定适合地方需要、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章和政策标准。要统筹考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以及节能减排等与绿色经济相关的范畴，综合处理好 《资源利用法》、《能源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保证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特别要强化环境执法的重要地位。环境执法是实现绿色经济法律体系贯彻落实的保证。要健全执法机构、培育执法队伍，配套监督激励机制，提升执法效率，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者辜胜阻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