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中的种种政策错误，反映了经济政策制订是我国公共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许多迹象显示，经济政策的提出、构思、讨论和制订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由行政官员主导以及由领导凭经验拍脑门的阶段，我们这个经济体实际上是采用比较原始和粗糙的方法来进行管理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与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相称。面对新的发展进程，对此应当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纠正。
　　经济管理是一门专业。经济问题虽然不像工程技术问题那样不易入门，虽然社会大众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这绝不表明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缺乏专业性，绝不表明这种专业性对于任何学习者都可以轻易地达到。恰恰相反，由于经济与社会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不容易掌握的学问。学习经济学，既要阅读教科书和典籍，还要长期地、大量地观察（甚至参与）经济现实。正如某著名经济学家所说的，一个人要是不能在这个领域磨砺十年以上，他将很难真正入门。
　　人们不大尊重经济学的专业性，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派别林立。“休克疗法”在俄罗斯所引起的经济灾难，也严重损害了经济学的声誉。的确，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凌空蹈虚的扩张，它的日益僵化和教条化，要为这种灾难负上一定的责任。可是，卓越的学者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方面；不能脱离产生它的那些经典著作来孤立地看待理论模型。各门各派之间主要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这一点在算法式的“大综合”中可以显示得尤为清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整个图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们在基本议题上大都意见一致。例如，增加商品供应可以阻止价格上涨，对此绝不会有人持不同意见，马克思当然也不会。一些初学者或行外人往往热衷于关注门派之争，不过是对这门学科的一种误解。经济学固然需要继续改造和发展，可是，没有它，仅凭直觉和经验，绝不会使经济管理工作变得更好。
　　在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中，经济学家应当发挥核心作用。经济政策的制订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立法机关、社会团体、媒体、公众和行政部门都会参与其中，政治领导人则处于总揽和协调的位置上，其职责是组织各方面就经济政策中的政治和价值取向有序地发表意见，作出抉择。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发现和分析问题，并设计政策。这就好比要造一座房子，客户要指出它的用途，也可以在设计和规格上提出大致要求，还可以评价设计方案和成品；但是，具体的图纸则是由建筑设计师来制作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画图纸，一般也不必深入到各个具体细节中去。如果不聘请建筑师，大家只顾抒发各自的感想，加之某些长官在其中胡乱指挥，恐怕永远也造不出一座像样的房子。既要尊重专业性，专业性工作同时也要充分向其他人员和社会公众开放，以便进行监督、评价和选择。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分工协作的道理。这既能保护民主，也能保护秩序和效率。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似乎距离这种状态还比较遥远。人们一般只尊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专业性，而不尊重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政府工作的专业水平虽然总的说来在不断进步，然而在许多关键环节却差强人意。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时期，经济学家们曾经在我国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可是，这种做法似乎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随着近年来经济形势的好转，对经济学家的重视程度反而下降了，经济政策的制订权逐渐地转移到了行政官员手中。这些官员们长期过着办公室里的生活，大都只具有一些行政工作的经验，他们要么是理工科出身，要么只学过一些初级的财经知识，有的热衷于权力和部门利益，甚至存心贪腐。至于具体工商业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大都未曾体验过。可是，相关政策如何制订，却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关系密切。他们提出眼界狭隘的、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利用各种机会游说领导，往往在各界来不及反应、甚至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推出政策，付诸实施。尤其是近些年来，许多原本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加入到了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实体经济管理领域，除了个别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行政官员在讨论和制订政策，鲜有经济学家在其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被边缘化了，他们只能去刊物和媒体上写写文章，在座谈会上发发言。对专业知识和专业意见的所谓“尊重”只不过是形式化的。
　　以发改委为例。这个部门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理论性。由于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我们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所以曾经有许多人士呼吁撤消它。退一步讲，即使这个部门暂且不予撤消，那么也应当由资深的经济专家来进行领导，并应当由若干高水准的经济学家来担当顾问，以及由众多的专业人士来进行辅助。可是，实际情况是，在更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后，这个部门并未进行大动作的实质性改组，领导这个部门的是一批习惯于老一套经济管理方式的行政官员。他们与其他经济管理部门相互配套，用糟糕的、低水平的思维方式来调控我们这个业已比较现代化的经济体。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正如我们在前期所论述的——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不着边际的政策都出台了（或者继续维持），而重要的改革事务却迟迟未能下决心去做。在种种短视的政策之下，经济发展的后劲如今已经严重不足，这一点现在是一个共识。
　　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管理经济其实一直是我党各项施政能力中相对比较薄弱因而亟需加强的一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准。后来，随着革命中心向农村的转移，党员的知识素养难免下降，于是这才有了毛泽东同志的“进京赶考”一说。然而，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成为被工农改造的对象。虽然这种改造当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是普遍现象，但是，通过横向比较就可以发现，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如我们折腾得凶，也不如我们这样轻视经济工作，轻视知识分子和专业技能，也不如我们这样曾经造成那么巨大的灾难。全党不仅未能很好地“城市化”，反而要求城市向农村学习，甚至把大批的城市青年输送到农村就业。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口号的确提出来了，可是，这种口号只是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很少有人把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当回事。当政治领导人，就要成为全才，就要亲自构思和拍板经济工作，否则就不够有派头，就不够有魄力，有水平，他的能力就要受到质疑。这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风气，一种潜规则。纵观历史，这种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术业有专攻，社会有分工。政治人物不必一定要成为经济专家，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应当与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分工协作，各尽其职。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进行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经济界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