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记者问及政府债务问题的时候，长沙市市长张剑飞的回答无疑十分坦白。张剑飞说，中国银行的贷存比全世界最高，因此中国的银行全世界效益最好，老百姓在其中存款并没有得益，而银行实际上是得益的，这是以加重地方财政负担为代价的。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
　　“打工论”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注意到，除了专业人士不忘在微博中调侃张市长“贷存比”术语表述失常外，更多的评论则正好将张市长的逻辑来了个颠倒——并不是全国人民为银行打工，银行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给政府打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银行本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而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中，当全国人民的储蓄存款经由银行转化为贷款之时，谁分配到的信贷资源最多？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在过去数年中获取的比例最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银行系统是在举社会资源以支持地方政府及其公用事业的融资需求。更进一步，则是全国人民的储蓄资金都经由银行向地方政府相关的项目流动。
　　如果是正常的借贷关系，一个愿存，一个愿借，到期还本付息两不相欠，原本也没有什么疑义。但是看一看银监会与国家审计署此前盘点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量规模，逾10万亿的信贷资源中曾经有超过1/3需要事后整改并且补充抵质押物。言下之意，如果监管部门后续不强力介入要求落实抵质押手续，这些资金投入到地方政府融资项目上后，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能收不回来的。
　　但是平心而论，张市长对于银行的牢骚也可以理解。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经过商业化改制之后，对于商业原则的尊重也的确会让资金需求者感到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并不涉及谁为谁打工的逻辑。相反，作为有效率的资金中介，银行对于商业原则的重视和恪守恰能够促使储蓄资金有效率地进行分配。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迸发的浓厚兴趣，也正说明社会的储蓄资金用得其所。资金需求人为资金使用付出成本，赢得市场；银行因为解决资金供需不对称的缺口，而获得利差收入；存款人则因为让渡资金使用权而拿到存款利息或者理财产品到期收益率。在商业原则的大框架下，资源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这正是商业银行改革启动以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种平衡，与商业银行改革启动以前财政金融不分家，各种无效率的投资占有大量低成本资金的状况相比较，可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央行今年初才敢于启动直接挤压银行利润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存贷利差管制慢慢放松后，金融体系内资金价格会进一步向市场应有的平衡过渡。从全球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存款人会拿到更高的利息，而贷款人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如果真到这一天，那又将是谁为谁打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