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需要将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放到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中分析。虽然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但工业化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时期。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今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战场。”如何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011年，我国经济在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较快趋暖并大体回到较高位增长的轨道，全年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但也步入了矛盾凸显的深度调整期。
2008—2010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但仍然实现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在逆势上扬中进入“十二五”时期。然而，由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出现了物价上升幅度超过控制目标的情况。因此，2011年中央提出，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措施。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也转向弱化GDP增长率，而更注重结构调整，并采取了多项调控增长率的措施。
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总体上需求不足，加之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性政策的作用，2011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增长速度逐季下行，到2012年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长率放缓至8.1%和7.6%。经济增长率虽然没有超出调控区间，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加速回落，引起高度关注。
经济增长速度与企业利润具有高度相关性。2011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处于下滑态势。这一趋势继续向2012年延伸。2012年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同比下降2.7%；其中7月当月实现利润3668亿元，同比下降5.4%。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5个行业同比下降，1个行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
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情况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伴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1.14万亿元增至2011年的超过10万亿元。而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12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8％，较上年同期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9.4个百分点。8月份财政收入增幅降低至4.2％，中央财政收入更是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同比下降6.7％。
从需求面看，同经济增长下行直接相关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外贸增长乏力。消费需求增长较平稳，但难以弥补投资和出口需求增长减缓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在此形势下，中央明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迅速提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举措，而短期宏观政策措施必然是需求管理。由于外需主要由国际因素决定，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变化，所以，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实际上仍然主要体现在稳定和增加投资上。
近年来的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宏观政策方向的短周期调整反映了在增长、结构和物价三个重要调控目标之间困难的政策选择。从更深层次看，这实质上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度过了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必须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现在，经济转型的长期性问题正以周期波动的短期性现象表现出来，即短期内宏观经济总供求矛盾的变化和相应的宏观政策调控方向的变换，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正在和必须发生重大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正从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年均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一个关键时期、转折关头。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应看到，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局限性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即技术、利益、观念、体制等各方面都具有较大惯性，非下大力气不足以将运行了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列车转入新的轨道。
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传统工业化道路具有合理性。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成本优势，同时技术研发昂贵而耗时决定了技术具有稀缺性。所以，在一定时期用价格低廉的资源替代稀缺昂贵的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粗放式增长代价高昂、不可持续。目前，各种资源价格快速上升，即使是我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工资的增长幅度快速提高，企业普遍感受到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招工难”。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发生在四川、河南等内陆人口大省，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情况表明，低价资源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发展的根本出路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动力和能力两个方面，即当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创新动力同时又具有创新能力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才会加速推进。但在现实中，这两方面的条件往往难以同时具备。当经济高速增长时，企业面临很大的盈利机会和获利空间，虽然具有较强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能力（尤其是财力），但往往缺乏动力；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企业具有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动力，但往往由于经营状况不好而缺乏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能力（缺乏资金）。
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可用的调控手段较多，包括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易于达到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可操作空间逐渐变小，特别是在结构调整方面的效果往往不佳。这表现为任何调控政策特别是力度较强的调控方式，都会出现明显的副作用，如力图以产业政策直接进行结构调整，势必加大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很可能导致新的结构矛盾。所以，应当审慎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特别是慎用强烈的行政性调控手段。
理论上，我们不应再追求GDP的高增长率，而应在增长率下降到7.5%—8.0%的调控目标区间后，以更大的力量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当GDP增长率真的下行到接近8%时，如果不采取一定的宽松性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增长的产业政策，增长率就很可能加速下滑以至跌破调控目标区间的下限，甚至发生难以承受的经济衰退。而且，增长率下行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在财政收支趋紧，甚至一些地方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财税部门必然加大税费征收力度，使企业在财务状况已经吃紧的情况下还要面临税费征管力度加大的负担。总之，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对经济增长有着高度依赖，稳定住8%左右的增长率是经济健康发展包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我国60多年的工业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发达国家工业和技术路线实现产业扩散的，具有显著的创新性模仿特征。目前，就我国各产业所达到的技术水平而言，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即引进技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产业发展60多年的技术战略特征是平推式的，即以开阔推进的方式进入各产业领域，尽管也有崎岖不平和艰难险阻，但基本上是走前人走过的路，在产业中低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这可以称为“平推工业化”。而从现在开始，我国工业化将越来越具有“爬坡”和“登山”的性质，即在每一个产业中都必须向上走；否则，庞大的产业大军将拥挤在低洼地中，并处于眼界短浅和缺乏控制力的境地。所以，向各产业的高端攀登，占领产业高地和战略制高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这可以称为“立体工业化”。
我国工业化不仅是平推式的，而且带有单兵突进的性质。也就是说，与工业的快速扩张相比，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偏重于产业中低端，平推铺摊，发展空间必然受到限制，表现为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而立体工业化，不仅表现为工业自身全方位向上走，实现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而且表现为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互结合和有机融合。立体工业化推动农业和服务业立体化，形成全面立体化的实体经济结构。这样，未来的产业发展就不再主要依靠可以大规模平面推进并迅速形成生产规模的产业领域，而是必须以创新精神向着各个产业高地攀登，即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指向从“平推型”变为“上推型”。此时，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也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相互渗透、合力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空间。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更要坚持立体工业化的方向，决不能再陷入平推铺摊的传统路径。
立体工业化将有力地推动形成更加立体化的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融合，使现代生产方式能够支持现代生活方式和良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立体化将极大地拓展增长空间，并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不至于出现绝对的需求瓶颈和资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