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回访部分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基层试点地区，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都表示，2009年的做法已经换成其他形式，地方政府试水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或是缺少持续性，或是形成“人走政息”的局面。
　　如果以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首次被提出为起点，官员财产公示进入议事日程至今已25年，在这25年间，民间呼声不可谓不大，财产公示的地方版试验也不可谓不多，但是改革的步骤却始终停留于地方试水，甚至不少被冠以破冰意义的试点试行，最后也都不了了之。这些试点确实有积极意义，但是若无法跳出地方模式，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前景很难有个明确的预期。
　　现在支撑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改革的，有舆论的呼吁，地方政府的改革热情，甚至也不排除政绩因素。总的来说，这些动因对于推动一项制度从无到有而言，自然力有不逮。财产公示制度是项宏观制度，改革面不只是局限于某一领域、地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试水存在一个改革风险问题，改得好，等于革自己利益，会受到系统内的排斥，也会受到来自其他地域以及上一级的压力；改得不好，又有可能受到来自舆论的非议、指责，在两难局面中，想要靠地方热情推动改革，只能是孤木难支，难以形成共鸣效应。
　　很多制度都是始于地方先行先试，最后推动全局变更，但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相对特殊，仅靠地方试水是不行的。地方试水可能会不断扩大，但是能否形成改革共识确存疑，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等地的例子都摆在那里，就此而论，如果没有全局性的制度建设，地方试水极有可能是个不断淘汰、更新的过程，新的试点取代旧的试点，旧的试点可能会逐渐淡出，或者随着试行走入纵深，原有的宽口径、高透明、高权力层级的公示体系逐渐向后收缩，或者因“人走政息”停滞，而地方的制度推进能量，因为这种不断的更新、淘汰，不太可能增量上升，对全局性的制度落地起到根本作用。
　　因此，以目前的局势来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要实现彻底突围，就不能只是拘泥于现行的推进路径，对自下而上的地方试水形成过度依赖，必须有更高层次的统筹力量保底，从上至下地与地方试水形成呼应，这种保底可以是将试点地域推向更高的级别；也可以是以立法形式赋予公示制度刚性，酝酿多年的《财产申报法》能不能加快落地进程，或者即便《财产申报法》难以一时落地，地方性法规可不可以先行先试，取代原来内部文件支撑公示制度的局面。通过自上而下的统筹呼应与地方自下而上的试水形成联动，这样至少能保证试行的连续性，主政者换了，公示规则还在那里。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有很多难点，这不容否认，但是哪些难点可以克服，哪些难点是实实在在的难点，公众已经有了基本判断，很多人喜欢用时机不成熟来搪塞，用信息统计困难等技术问题来敷衍，恐怕缺少说服力，官员财产公示难就难在这种认知的转变上。既然财产公示呼吁了这么多年，也形成了一定共识，地方试水也积累了相应的经验，何不在更高层次给与呼应，将地方试水纳入宏观范畴，给出个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