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也门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恐怕就是贫穷和动乱了。去年以来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乱，更令也门局势有全面失控之虞。仅在今年9月，该国就发生了多起与安全相关的重大事件，连国防部长的车队在政府总部附近都会遭遇汽车炸弹袭击。
可是，历史上的也门在阿拉伯世界却有“幸福也门”之称，曾为人类创造出的高水平早期文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也门地区诞生了最早的阿拉伯国家麦因和赛伯邑王国，也从那个时代起留下了源远流长的商业传统。埃及吉赛地区和希腊迭洛斯岛都发掘出了麦因商人留下的铭文，商业税早早就与农业税并驾齐驱，成为麦因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赛伯邑人更被誉为“南海腓尼基人”，长期独占了南海（阿拉伯半岛以南海域）贸易，还开发了也门与叙利亚之间的陆路贸易线路。直到现在，麦因人和赛伯邑人留下的商业传统仍然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来自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在以长袖善舞而闻名的阿拉伯商人中，也正是也门人首先发掘出了“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能量。在新世纪之初启动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谋生的也门人敏锐地觉察到当地收入和消费开始急剧膨胀的潜力，便奔赴中国，几番选择比较之后在义乌落足，用义乌市场上取之不尽的廉价商品横扫阿拉伯市场，大发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随之跟进，在义乌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阿拉伯侨民社区，也把义乌小商品推销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
然而，在现代世界上，一个小型经济体固然可以靠资源或第三产业过上不错的小日子，但对于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国家而言，只有工业化、只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才能为其提供大量稳定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正是由于缺乏制造业基础，昔日的“幸福也门”今天虽然拥有商业才能如此普遍和出众的国民，却未能造就普遍的繁荣。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中，也门被列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在16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上名列第133位，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只有60.9%，
15至64岁人口就业率仅39.0%，总就业中有26%属于日薪低于1.25美元贫困线的低收入就业，5至14岁儿童中23%是童工。无怪乎在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动乱中，也门动乱程度几乎仅次于利比亚。
其实，制造业基础差引发高失业、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情况何止也门！“阿拉伯之春”为什么爆发？关键原因是青年高失业，致使人口结构年轻、青年人口比例高非但没有成为增进经济社会活力的“人口红利”，反而成为动荡之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援引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数据，1999年至2009年，中东国家失业率一直在9%至10%之间沉浮；北非国家失业率更一直保持在各区域最高水平上，2000年一度上升至约14%，
2008年下降到10%左右，2009年又开始上升。据阿拉伯劳动组织主席艾哈迈德·卢克曼的估算，要缓解失业问题，阿拉伯劳动力市场每年必须创造550万个就业岗位，但此前两年阿拉伯国家创造的就业岗位合计不过300万个左右。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就业机会少，是因为制造业一向滞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东亚和拉美发生过的工业化，虽然不乏高收入国家，其高收入却是拜天赐石油财富所赐，资源产业一枝独秀而非石油产业欠发达，不能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再看经历了近几十年来持续的“非工业化”的西欧和美国，第二产业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占比一直在下降。在景气时期，服务业貌似能够提供比制造业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一到萧条时期，这种产业结构的内在不稳定就暴露无遗了。制造业基础最不发达的西班牙等国在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中成为负债最重、失业率最高的国家，抗议失业、经济紧缩政策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方兴未艾，实在是事出必然。
统计显示，在收入大体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实绩和社会稳定性都较好。同属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东亚太平洋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优于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中东北非等其他区域，就因为该区域工业化水平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10多个百分点，甚至近20个百分点。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中国、日本、韩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情况之所以优于美国、西班牙，其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的差异可以提供解释。
看到这一切，对正在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我们是否也该有所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