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欧洲央行无上限购买成员国债券之后，美联储近期正式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全球两大央行联袂放水，大规模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弥补寅吃卯粮缺口，势必导致既有物质财富不断稀释，由此推高国际市场石油、粮食、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这也意味着未来国内新涨价因素将主要来自外部。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许多重要大宗商品的平均进口依存度在5成左右。譬如大豆(含豆粕)的进口依存度超过70%，高品位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亦在50%以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将形成强劲的输入性成本推力，由此将成为下一阶段国内新涨价因素。
　　在来自外部的新涨价因素中，要特别重视石油、大豆(包括豆粕)进口价格上涨，重视其对食品价格的连续传导推动。这不仅因为大豆及豆粕价格涨幅较大，达到30%-70%，更因为大豆及豆粕进口依存度超过70%。此外，豆粕在饲料中作用难以替代，其价格大幅上涨，会全面推高生猪饲养成本，最后传导到猪肉销售价格上来。猪肉价格与其他食品价格具有很强的比较效应与联动效应，猪肉价格的上涨，也会逐步向禽、蛋、奶、蔬菜、植物油等产品蔓延，形成食品价格全面上涨局面。这种情况历史上多次发生。石油(天然气)作为“大宗商品之王”，是化肥、薄膜、柴油的原料基础，其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一定会相应推高下游产品价格，显著增加食品及食品行业的生产与物流费用，进而产生涨价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因为这种新涨价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今后国内物价水平扬升，与国内是否刺激需求、提高经济增速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换言之，即使我们继续抑制国内总需求，迫使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但欧美国家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传导至国内，物价水平还是要上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局面无法避免。
　　在未来物价上涨新因素明显增加的同时，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存在“硬着陆”风险。
　　如何从“两难”困局中摆脱出来，化解来自于外部的“滞胀”风险？笔者认为，主要对策是要提高物价上涨“容忍度”，坚定不移优先保证经济增长，以更大力度刺激国内需求，弥补外部需求萎缩缺口。也就是说，要启动更多的重大投资与消费项目，适当放松对重要终端商品的购买限制，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适时降准与降息。
　　要将稳增长和实现更多就业置于更加重要位置，是因为现阶段实现经济增长比控制物价更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经济增长下行、失业增加，产生的经济危害与居民“痛苦感受”比物价上涨更大，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还在于中国物价上涨新因素主要来自外部流动性泛滥。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各类收入，包括居民工资性收入、企业生产经营收入、贸易收入、财政收入的增加，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对抗物价上涨的最重要基础。今年前8个月，因为需求疲弱、经济滑落过快，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2.8%，财政收入增速也相应萎缩。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降低我们对抗物价上涨、增加薄弱产业与弱势群体补贴的能力。
　　我们提出保增长比控物价更为重要，并非是对物价上涨置之不理，而是要将其摆在恰当位置。过度顾虑未来物价上涨，而对刺激国内需求和提高经济增速迟疑不决，不仅阻止不了国内物价上涨，还会因为需求不足而使得经济进一步减速，出现最为糟糕的“滞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