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某媒体与大湘网一项有3397人参与的调查显示，75.71%的受访者表示“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只有16.76%的人认为“奋斗能改变命运”。一位学者结合自己的调研称，父辈属于中上层的“富二代”更容易比父辈身处中下层的“穷二代”谋得高收入且稳定的职业。（9月25日 《潇湘晨报》）
　　就“出身”与“自身成功”二者间的关系而言，恐怕不少人尤其是刚毕业的来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都在被“出身好不好”的焦虑所紧箍。与日渐攀升的生存压力相并进的，便是出身越来越象征着先验的资源积累。
　　但是，到底如何才算位列“中上层”，简单地以工资区分，恐不甚准确。现在不少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经过自己拼搏，可以找到一个收入不错的岗位，但围绕在这些人身上的来自前途和物质上的压力依然非常大。可以说，在生存的幸福指数及自我认同度上，他们仍属于“中下阶层”。而一些所谓的出身中上层的年轻人，谋得一个稳定高收入的职位，到底是凭借父辈的资本或权势等灰色路径上位，还是真的因受了“父辈处事方式及宽阔视野”熏陶而自身能力优良，也值得思量，不应笼统地归结到“父辈有钱有权子辈便也有钱有权”的模式之下。
　　因为跳不出这种怪圈，调查结论反而在有意无意地放大“出身不好者”的自怨自艾。如报告行文中充斥的“富二代”“穷二代”式的二元划分措辞，颇让人觉得别扭。而类似“出身所带来的个人素质的劣势，对‘穷二代’大学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之类的专家评语，及“与富家子弟相比站在人生起跑线上那一刻就输了”这般的“穷二代”酸楚心声，俨然就是在片面地将所有“后代立业立功上的不如意”统统塞入“出身不好”这一箩筐里。
　　讨论“代际继承”的最大意义，应是挖掘当下有多少“代际继承”是不合理的、畸形的。解读“出身焦虑”，不应否认正常“代际继承”效应的存在，而不容忽视的评判前提却是，出身并非“原罪”，关键在于平民百姓的子女，在通往成功之途上也能享有如罗尔斯所言的“实质的公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出身论”更像是个伪命题，对个体无法选择的“出身”投射过多期待或批判的情感，并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