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当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在美联储年度会议上第一次以“影子银行”来描述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庞大衍生品市场之时，他恐怕没有想到数年之后这个名词会在中国市场上广为流行。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麦考利眼中的“影子银行”是指资本市场过度证券化。通过种种旨在分散风险的证券化创新产品，市场可以用击鼓传花的方式为原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提供融资。商业银行走在最前面，它们向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少的民众发放了抵押贷款；投资银行随后跟上，将商业银行的次级抵押资产证券化，然后卖给投资者；由此以后，本质上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次级房贷资产，就以各种各样的证券化面目在市场流转。每一个买入者，实际上都是在为对应的卖出者提供资金融通。
　　这样的“影子银行”系统在中国市场存在吗？显然并不存在。那么，自中国央行开始提出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新的统计概念以来，在国内市场和舆论界颇为流行的中国式“影子银行”，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市场不自觉地借用了“影子银行”这个概念，来描述国内同样蓬勃发展的现有金融体系以外的社会融资系统。
　　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比喻同样很贴切。近年来，尽管国内金融体系发展迅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种金融机构都有很大发展，但不可否认金融体系对于民间融资需求的支持力度和实际需求仍然相去甚远。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频繁大起大落，导致国内经济政策亦不得不相应做出调整。这些调整，对部分行业的融资节奏带来了极大挑战。
　　最先进入大众视野的，是2009年盛极一时的银信合作。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的信贷市场膨胀，与银行资本金和信贷额度之间形成天然的矛盾。信托公司适时介入，依托其灵活的业务平台，源源不断地将银行已经发放的贷款输送到表外，使得商业银行能够重装上阵，继续发放贷款。从市场的角度说，这是成功的金融创新，达成了银行、信托和投资人的三赢；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定时炸弹——谁来确保基础资产的质量？谁来承诺投资人所期望的那几个百分点的收益？
　　当2010年下半年宽松货币政策陆续退出之际，隐藏在银行报表以外的庞大表外资产开始逐渐浮出水面。也正当此时，以往能够从银行系统内畅通无阻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突然发现资金的闸门步步收紧。从哪里可以继续融到资金？这顿时成为最大的悬疑。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还在，资本仍在汹涌流入。根据央行统计数据，考虑到2011年10月新增外汇占款开始出现环比负增长，以2011年9月末外汇占款数据回溯至2010年9月末，平均每月经由外汇占款流入银行体系的资金规模达到惊人的3488亿元。
　　恰在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大量兴起。同样据央行统计数据，2010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614家，这一数据在2011年底达到了4282家，一年之间新增1668家。这一数字还在增长，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攀升至5267家。也就是说，在能够找到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小贷公司的数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翻了一倍。
　　那么没有统计的呢？以银监会牵头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11年数据为例，当年在各地备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法人机构数量为8402家，但同时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却高达1.36万家，也就是说体系外担保公司的数量接近于体系内的2倍之多。很显然，利润微薄的担保业务并不是资本涌入这一领域的主因，极尽扭曲的融资结构带来的巨大利润空间才是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明确掌握有多少民间融资需求无法在银行体系内得到满足。不过借用民生银行小微信贷业务副总经理周斌9月5日在香港分析师电话会议中提及的数据，该行“商贷通”业务在2011年每笔贷款是在4个需求户中挑选1个发放，即便在今年市场如此不好的情况下，其贷款的供需比例仍然接近1:3。
　　这说明什么？显然有极为庞大的信贷和融资需求尚未体现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而正是这一量级的市场需求，才催生出被各方普遍接受的中国式“银子银行”概念。
　　货币当局在2011年初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逐渐摒弃以往盯住银行系统和M2作为衡量社会融资总量的指标。新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将信贷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三者合一，以求尽可能完全地反映资金供需的全貌。
　　从央行主动调整统计口径本身可以看出，“影子银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有必要将其纳入监管视野之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影子银行”可以近似看做是银行信贷的异化体，是在官方统计的信贷体系外循环的信贷市场。为什么？因为它的基本模式依然是传统的资金借贷，而不是麦考利所指的过度证券化。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上周发表的署名文章，亦认同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各种创新将纷至沓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无从认识和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