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20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16年美国《健保改革法》全面生效之后，占美国人口总数2%、共计约600万的美国人将因未购买健康保险而须缴纳总额约70亿美元罚款；此后六年内，平均每年会有80亿美元的该项罚款进入美国财政收入。一些企业今年以来也降低了企业医保保费缴纳比例，纷纷把医保成本转嫁至雇员身上。沉重的医保费用支出，已成为压在美国政府和企业以及民众头上的一座大山。
　　奥巴马上任以来着手实施的医疗改革措施，旨在控制医疗成本，降低相关费用支出，但从实际情况看，医保支出的绝大部分资金花费在重病患者。
　　为缓解医保支出压力，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的全民健保法，强制所有非老龄人口购买健康保险，希望通过此项措施增加保费收入。按照该法案“可负担健保”条款规定，违反者将按其家庭收入的2.5%接受罚款。实际上，美国未购买健康保险的非老龄人口约有3000万，其中非法移民和因收入过低而豁免于罚款的人口约有1800万，剩余的1200万人中，约一半人将因身体残疾或宗教信仰豁免于处罚，将被罚款的人口只相当全部未购买健康保险人口的五分之一。此项罚款相对于政府巨额健保支出，不过是杯水车薪。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健保项目开支在2020年将达到4.6万亿美元，相当于经济总量中每5美元就有1美元支出在人口健保中。届时，美国人均健保项目开支将达到13710美元，而2011年美国人均健保花费为8650美元，意味着十年内美国政府用在健保项目上的支出将以平均每年近6%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速将导致《健保改革法》无法持续。
　　迅速增长的健保费用支出不仅让美国政府不堪重负，大多数企业在经济低迷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将企业医保保费视为沉重的负担而变相逃避。美国恺撒家庭基金会和健康研究教育信托基金调查报告显示，截至8月末，美国企业医保保费缴纳数额为1.57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今年以来，美国民众收入平均增速为1.7%，美国通胀平均值为2%左右，医保保费增速大大超过了工资和通胀的增长水平。但是，此增长水平远低于往年企业保费平均增速。以2011年为例，美国企业的医保保费同比增长了9%。在医保支出逐年增长的情况下，企业保费平均增速下降，意味着企业雇主将更多的医保成本转嫁到了员工身上，医保成本已经开始蚕食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收入，对其家庭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在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问题上美国两党都有共识，只是主张的操作手段不同。奥巴马政府希望成立独立医保费用咨询委员会，通过更严格的管理体制提高医疗体系的效率并控制医疗费用。以罗姆尼为首的共和党则希望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医疗体系效率，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计划大幅削减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同时，提出了“私有化联邦医疗保险”的建议：即在2021年以后退休的人员，将得不到政府提供的“按服务收费”的联邦医疗保险项目，而是改为政府向退休人员发放医疗券、退休人员凭券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解决个人医疗保健。此提议在美国政界引起广泛争议。
　　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政府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符合残障等特定条件的人提供的医疗保险，保险费用由联邦政府通过工资税征收。虽然此项保险只覆盖4000多万人口，但是美国最大的社会医疗保险项目。“私有化联邦医疗保险”的结果，很可能是医疗券的增长跟不上医疗费用的增长，导致一部分老年人因买不起商业医疗保险而被迫退出医疗保障体系。因此，在不能有效控制医保费用过快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操作起来都难以服众。
　　今年以来，一些发达经济体国家采取了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收入的办法延缓医保费用激增的压力。或者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增加社保收入，比如日本国会已批准从2014年4月起，将国内消费税由目前的5%上调至8%，所增税收用于弥补社保基金缺口。实际上，一些发达经济体国家“刚性福利”的社会现状已很难扭转，如果不注重“节流”而只是设法“开源”，政策再多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近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在推进大病医保与新农合大病保障的衔接上，可能同样面临资金缺口。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筹资机制，扩大商业保险在医保领域的市场化运作规模，同时有效地控制医保费用过快增长，才能避免发达经济体国家医保费用入不敷出的现象在我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