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人士围绕“未来经济”的话题展开热烈的探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亚洲经济如何独善其身？中国未来金融之路如何走？科技创新如何驱动新的产业发展？这些问题都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
美国经济尚未触底复苏，欧债危机还在蔓延，曾作为世界经济“第三极”的亚洲主要经济体能否“一枝独秀”？对此，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与会专家总体持审慎乐观态度，认为亚洲仍有良好财政状况、适龄劳动人口等诸多优势，也有部分国家开始跳过制造业密集发展阶段，但亚洲经济引领全球的关键，仍是巩固制造业优势、扩大内需、转变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很大，但当下亚洲经济形势并未陷入类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泥潭，国家负债率相对可控、财政状况良好，特别是金融业发展平稳。印度议员森格则表示，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亚洲人口相对年轻，当下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拥有旺盛的需求，可以为更多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的副主任ARAKAWA举例称，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实现非常强有力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跳过了制造业密集发展的阶段；新建立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三个T(技术、可追踪性、可移植性)，这些都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有效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亚洲不可能“独善其身”。“亚洲有1/3的出口是针对欧洲地区的，欧债危机对亚洲各国出口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随时可能撤离，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朱民说，如果欧洲经济触底，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因此下降1%左右。
亚洲经济出路何在？与会专家开出了三贴“药方”。
一是巩固制造业优势。美国塔夫斯大学的高级副院长查克拉沃蒂说，尽管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仍具有制造的优势，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可复制的、能够迅速规模化的制造流程。朱民则建议，亚洲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个从研发、投入，到产出的高端产业链条。
二是扩大内需。印度议员辛格认为，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亚洲拥有庞大人口和市场。亚洲各国应通过提升福利、医疗等社会制度，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刺激当前消费，扩大内需。具体到中国，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曾锡文则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预计，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中国居民将有望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未来20年内，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7%以上，那么中国消费市场增长则有望保持在10%以上”。
三是转变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亚洲经济越来越靠外部市场，经济增长以出口驱动为主，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当前急需权衡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教授龚刚建议，亚洲经济体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为自主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为技术进步提供完善的机制。
在亚洲经济开发方面，联合国副秘书长RebecaGrynspan则呼吁实施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三边合作”机制。她举例说，刚刚结束的巴西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建立了5130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资金，引入“三边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模式肯定在世界上会发挥影响。”她说。
RebecaGrynspan展望道，目前，全球生产主体中，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占50：50，全球50%的国际贸易实际上是南南贸易。而到了2030年，全球产量的57%将会集中在南方国家，全世界的大部分中产阶级也将生活在南方国家，这一点将完全改变消费能力的流动方向。这不仅仅发生在巴西、印尼、中国，现在南方的8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从发展、从合作的角度看，这一切使我们今天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样。”她最后说道。
近年来，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风起云涌。诸多改革措施中，哪些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哪些切中百姓利益？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参会嘉宾用直观视角和国际化思维，指出了金融领域的症结和改革方向。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互动式会议上，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援引了这样一组数据：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之间，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是1.4%。“中国是一个高增长的经济体，为什么投资二级股票市场不赚钱？”这一问题引发了在场嘉宾的热议。
“IPO价格过高。股权收益很大一部分被一级市场吃掉了，二级市场已没有太多的投资空间。此外，我们每天上网都会接触一些公司，比如腾讯、新浪、百度等，这些公司为什么不在内地上市？是不是我们的市场规章制度繁复，对好的公司缺乏吸引力？”方星海说。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股市价格的下降的的确确是一个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他建议，必须从治标到治本，从各个方面同时入手。“治标是IPO适当放缓，IPO不能搞这么多，治标也包括动员一部分长期的资金、基金能投入股市当中去。”
证券市场以外，银行也是金融改革的重点。因为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资产总量占到92%。但与此同时，占GDP的60%的中小企业，只有3%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结构化矛盾日趋严重。
如何促进银行业改革？参会嘉宾指明的出路是瘦身和专业化。李稻葵建议，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把一部分银行的成熟资产卖到债券市场上去。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债券市场发展，银行也可以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特别是服务中小企业上。
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银行单纯依靠贷款规模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专业化服务成为大势所趋。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表示，银行转型不可避免。“我们过去对大企业贷款比较多，今后由于利差缩小，会更有积极性去服务中小企业。”
参会嘉宾还提出，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不仅在国内，更有国际市场的影响，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尽管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元一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会缩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人民币也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经济、金融和世界的经济、金融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金融改革除了做好当前的各项改革外，就是围绕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来推进。”曾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正常情况下，资本项目开放三到五年应该有条件实现重大突破。利率市场化、金融组织功能完善、扩大社会资本、资本项目开放这四个方面应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
首先是利率市场化要有突破。戴相龙建议，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作用，增加金融机构、交易品种和交易量。同时建议中央银行能够逐步地缩小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促进商业银行的服务。建议发行大面额的存款凭证，扩大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利率浮动，成立存款保险公司，为利率市场化下的商业银行竞争提供保障。
二是要在完善金融组织功能上下功夫。戴相龙建议，从国情出发，成立银行、保险、证券的控股公司，比如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本身可以直接经营主业，还可以投资成立附属或者控股的保险、证券公司。
三是在扩大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上要突破。戴相龙建议，国家建立社会资本统计和公布制度，继续规范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要规范债券发行程序，债券市场发展，才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发展基金投资，制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最后，资本项目的开放要有所突破。逐步放开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同时推动国内的资本对外投资，继续扩大人民币结算。与会嘉宾普遍表示，在放开资本项目、推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将难以避免地遭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冲击。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审时度势、稳步推进，仍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与会人士表示，未来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离不开创新这一重要的驱动力。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玉木林太郎认为，创新必须有政策驱动和整体构架。他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收缩期，此时强调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创新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不同行业以及市场都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和更好的资源配置。他还说，创新型发展会为未来中国经济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本身和其他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必须要转到更多地依靠国内创新和内部需求，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大潜力的。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在外需不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更重视依靠创新驱动。
作为制造业中的重头，中国汽车业尽管打造了全球第一个市场，但因为自主品牌技术能力不强，受能源约束越来越大，发展面临转型。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表示，技术空心化和品牌缺失是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根源，要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就要坚持技术立本，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资源，建立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
参与国际竞争是检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试金石。徐和谊说，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400美元，对于汽车品牌越来越重视，不跨过品牌这个门槛，中国的自主品牌就有可能被下一代消费者所抛弃。所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只是重塑中国制造业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未来要确立中国汽车的品牌发展战略，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用几代中国汽车人的努力，去打造国际化的中国汽车品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认为，高效的创新首先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尤其是早期的研发，如何把发明尽快推向市场，使之规模化很重要。此外，政府的投资应该具有战略性，因为许多新发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能需要10年、20年后才能显现，比如卫星导航技术。所以，资本对创新应该很有耐心，给较长生命周期的企业以足够的时间。
几个月前，世界最大的专业水设备制造公司美国滨特尔水集团向北美地区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净水系统，应用于零售超市、洗车服务、实验室等轻工业商业领域。这项应用的核心技术归功于获颁本届达沃斯论坛“技术先锋”的荷兰Voltea公司。该公司高管HankReinhoudt透露：“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来自联合利华的风险投资。”
“我们对为他们提供融资感到自豪。”联合利华CEO保罗·波尔曼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拥有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联合利华有一个基金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霍克菲尔德提醒与会者，人才是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阳狮集团首席运营官Jean-YvesNaouri说，当前土地、厂房、机器、资金已不再是国家、地区和企业致富的根本源泉，人力资源才是企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根本。但人力资本的主导地位并不必然导致现实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对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管理。对于人口红利正在消退的中国而言，如何创建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员工充分发挥潜能的共赢环境，将是管理层的重大课题。
多位参会国内外企业家为中国未来人力资源管理支招，他们认为，企业要在未来全球化经济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创新人力资源模式和工作模式，提高人才质量，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