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开行发行首单超过百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后，交行成了下一个明确表态将试水资产证券化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重启，一方面固然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空间得以进一步释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难；但另一方面，基础资产范围扩大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变得困难，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或将使得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派生贷款另作他投，造成货币传导的变相扭曲。金融创新与信贷传导畅通两者如何达到辩证统一，又成了一道考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抵押贷款市场的最大贡献，在于分散风险和扩大资本规模。通过证券化，抵押贷款的风险不再集中于贷款发放部门，而是分散到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获得更高收益的各种投资者手中。同时，证券化还有助于资本市场更好地匹配抵押贷款与债券的期限。这大大增加了贷款人的贷款意愿。从这个角度说，国内商业银行推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将其信贷资产通过打包出售来实现不同信用等级的资产重新配置，而且由此形成的表外收入还可后续滚动信贷，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另外，资产证券化会推动抵押贷款行业竞争，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而这将导致银行存款作为贷款资金来源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市场上将逐渐出现独立的专业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公司，这既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有望扩大抵押信贷的市场规模。
　　然而，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能也会改变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下降，使央行传统的控制货币功能弱化，利率传导的杠杆弹性也随之弱化，进而减弱央行对利率的可控性。在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后，输入型通胀和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形成的叠加将加重通胀，若不准确跟踪证券化资产的派生贷款投向，央行将不能对后期的经济增长和通胀指标形成准确预测，容易造成政策误判。在目前我国的双轨利率条件下，实体经济可利用金融创新产品在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选择信用支持，使央行试图利用对利率弹性调控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引导作用被抵消。对于依然处于调控期的房地产行业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能使其摆脱调控利率的抑制。
　　另外，资产证券化部分改变了信贷传导渠道，也回归造成政策传导信号失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促使金融业的信贷活动在总量上适度，在结构上合理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央行等部门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初衷，是为了鼓励金融机构选择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节能减排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汽车贷款等多元化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政府尤其重点扶持中小企业贷款，并给予了70%的资产权重。但不同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经营策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派生贷款用途可能会偏离原定的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等扶持项目，而将资金投向其他高收益行业，甚至是非生产经营领域。
　　相对大型企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更大些，这就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机构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打消证券市场投资者对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的疑虑，银行在构建资产池时，会通过诸如增加房产抵押或其他比较可靠的担保方式相应提高筛选门槛，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将不少小企业剔除在外或者压缩了他们的信贷规模，由此削弱了央行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就信贷资产证券的派生贷款投向来说，中小企业贷款额度小、时间急、频率高、期限短，与大企业相比，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收益低，手续繁杂，存在贷款成本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因此，很难保证商业银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渠道筹集的资金不会被“有门路”的少数企业借走挪作其他非实体经济领域的高收益行业投资。
　　从经济发展需求来看，金融创新与信贷传导畅通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坚定不移地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央行等相关部门应建立一套适应市场发展、调控需要的新统计指标体系来衡量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产品的资产负债替代效应；改进货币层次划分，提高货币供应量中介指标的可控性。按金融工具流动性的大小来划分货币层次，将信贷资产证券化等表外业务活动创造的具有很强的“支付性”和“结算性”的产品，统计到货币当中去；遵从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或负债之间职能的差异，设计不同的权重，按照相应的层次，计入货币供应量中；跟踪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派生贷款方向，并根据相关数据调整商业银行的后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额度，保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派生贷款投向实体经济。降低贷款的担保物权重、评估费用、联合担保的门槛，减轻小企业负担，保证证券化产品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建立前瞻性的监测指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