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点犯了众怒。当地时间9月12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旨在救助欧元区重债国的ESM（欧洲稳定机制）不违反德国宪法《基本法》，可以放行。不过同时设定了附加条款：德国出资限定在已承诺的1900亿欧元（约合2432亿美元）。德国是最后一个对ESM进行批准的国家，比原先预订的晚了两个月。尽管如此，还需要德国议会两院通过并经总统签字。
　　尽管联邦宪法法院的批准，是件大利好，但不满声仍不绝于耳。澳大利亚一家媒体报道说，希腊财政部正在成立一个“工作组”，准备向德国讨要二战赔款，数额高达7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73万元），加上3%的年息，可达上万亿欧元，远高于欧盟的救助贷款。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更是多次向媒体表达对德国的不满，称领导还是退出，德国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如果退出了，欧元区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细读索罗斯前后的陈述，笔者感觉他的主要用意和3个月前一样，仍是敦促作为债权国、并掌握着话语权的德国，担负起欧元区的领导责任来。但他也提出了一个不时有人提出的话题：德国是不是该退出欧元区了？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刊文探讨“德国退出欧元区如何”。除了他们二人，官方或民间都不乏认为退出欧元区对德国对欧元区都是利好的言论。
　　或许默克尔也曾这么想过，但似乎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尽管对救助别国满心的不情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似乎也不想考虑退出这个选项。亨克尔曾考虑奥地利、芬兰和荷兰与德国一道退出，甩掉那些后进生，四国再一同为欧元区创立一个新标杆。但这显然是个自私的主意，会给欧元区甚至欧盟带来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别说四国一同退出，德国一国退出，就足够摇晃在崩溃边缘的欧元区承受的了。
　　德国的迟疑不决，确实延误了欧元区危机的救助，加大了危机恶化的风险，但却很难反证，德国的离开会有利于危机的尽快解决。如索罗斯所说，作为债权国的德国等国家与希腊等债务国之间，已经因权力的分配不平衡导致了二元分裂，但很难说德国退出后，其他债权国与债务国就不会导致二元分裂。相反，更大的风险则在于，其他各债权国会承担更大的救助成本，达成共识的斡旋难度或许也会更大。
　　当然，这些目前还只是假定，并不能排除索罗斯所说的会尽快达成救助共识的可能。笔者的主要目的则在于说明，德国是果（条件）而不是因，欧元区所遇到的困境，根源在于有缺陷的制度设计和糟糕的准入条件。出于政治成功的考虑，政客们故意或非故意地放松了加入欧元区的门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被稍加修饰后的报表所突破，希腊等“带病国家”正大光明地混入，进而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匹配，又让“带病国家”削弱了自我复原的能力，当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袭来时，危机就开始从最薄弱的经济体蔓延，从而给欧元区带来争吵，乃至崩溃的阴云。
　　在人类历史上，理想常常委身于可悲的现实。欧元区的大一统理想，首先在人性的自私面前遭受挫折。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债权国还是债务国，都愿意从欧元区索取而不愿更多付出。德国经济明显受益于统一的欧元，却对救助动力不足；希腊等债务国也常常在财政紧缩面前犹豫不决。欧元区领导人不能指望德国等债权国“良心发现”自愿做出更多奉献，而是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和机制，拿着鞭子的同时，也给热衷于救助的国家更多激励。
　　显然，德国退出不是个好选项。如同希腊退出会给欧元区带来极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一样，德国的退出对欧元带来的也是致命的伤害。相比而言，要让德国等债权国承担更多责任，就要给他相应的补偿，而这一补偿也只能站在欧盟层面由欧元区各国协商确定。同时，欧元区也要尽快改革，来弥补当初制度设计的缺陷。其中谈了多时的欧元区经济政府的提议，就应该尽快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