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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欧洲一直身处金融危机之中。雷曼兄弟破产危及金融机构信贷，导致国家信贷挤出私人信贷，进而凸显欧元不为人知的问题。因为将印钞权交给欧洲央行(ECB)，欧盟成员国背负着债务违约风险，大量持有高负债国政府债的商业银行随时可能破产。
持续不断的欧元危机与198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共通之处。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给负债累累的国家，希望能够挽救全球银行体系。最终债务违约得以避免，但代价却是旷日持久的经济低迷，拉美国家失去了宝贵的十年时光。
今天的德国扮演了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当然环境不同，但效果一致。债权国把调整的一切负担一股脑儿推卸给债务国，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欧元危机综合了银行及主权债务问题，还有因经济表现落差造成的欧元区国际收支失衡。
事实上，监管当局根本不了解这场危机的复杂性，更遑论拿出解决方案，因此他们试图争取时间。这种方法往往能够奏效，一旦金融恐慌消退，当局的干预行为就可以产生收益。可这次不同，因为财政问题还伴随着欧元区解体的过程。
欧盟创立时曾是开放社会的化身——平等的国家自愿加入，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而放弃部分主权。但欧元危机彻底改变了欧盟的性质，将成员国分隔为两大类——债权人和债务人——而且由债权人说了算。
身为最强债权国的德国已经掌握了霸权。债务国被迫为政府融资支付巨额的风险溢价，这在它们的融资成本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德国央行仍然坚持从德国惨痛的通胀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货币学说，只承认通胀会威胁稳定，却忽视今天造成现实威胁的通货紧缩。此外，德国坚持要求债务国紧缩很容易适得其反，导致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同时负债率飙升。
二元化欧洲的危险是切实存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都将被吸引到核心国家，导致外围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引发了外围国家的强烈不满。
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掌握话语权，但拒绝负担额外的债务，结果是解决危机的每一次机会都被白白地错过。危机已经从希腊蔓延到其他赤字国家，最终就连欧元的生存都受到威胁。
最近，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态支持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这意味着那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洲委员会这三驾马车共同监管财政紧缩计划的国家，欧洲央行将为它们设定借贷成本上限。这种做法可以挽救欧元，但同时也朝着将欧洲永久划分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情境迈进一步。
债务国一方迟早会拒绝接受二元化的欧洲。欧元分崩离析会彻底破坏欧盟共同市场，只剩下两大阵营的相互敌视和不信任，从而致使欧洲比欧盟成立以前的情况还要糟糕。分崩离析的时间越长，最终的结果就愈糟。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就在不久前还根本无法想像的选择。
在一场欧元的温和瓦解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哪方将离开，因为所有的累计债务都是以共同货币来发行的。如果一个债务国离开，那么随着自身货币贬值，该国将获得竞争力，但它将被迫违约并引发不可估量的金融混乱。共同市场和欧盟可能有能力去应付希腊这些小国的违约，尤其是各方已经充分预计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却无法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这样的大国离开后继续幸存。希腊的违约会刺激资本外逃并鼓励金融市场对其他国家发动大量抛售行动，因此欧元会最终崩溃。
相比之下，如果离开的是德国，共同货币被移交到了债务国手里，欧元汇率将下跌，债务国的竞争力就会逐渐恢复，它们的实际债务将会减少，而累积债务将随之贬值，几乎所有当前的顽固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而且因为债务国控制着欧洲央行，它们违约的风险将会解除，而且借贷成本将下降到和英国差不多。
依我判断，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说服德国在承担主要责任和离开欧元区之间做出选择，当然第一个选项要远远好于第二个。这将如何实现？简而言之，需要两个与当前政策相抵触的新目标：第一，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建立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平等的平台，这意味着他们可在平等的条件下为自己的政府债务融资；第二，恢复5%以上的名义增长以便让欧洲以增长的方式摆脱过量的债务负担。这需要一个比德国央行目前所赞同的比率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可能需要对相关条约以及德国宪法进行修订。
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是欧洲统一联盟实现相当大的推进。在明年前后做出的决策将决定欧盟的未来。欧洲央行9月6日作出的决定可以是一个两极分化欧盟的前奏，但同时它也可以通向一个德国接受其领导地位所附带的责任，并推动更紧密的联盟成立。
经过最初的错位之后，最终的结果将会实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梦想，建立债权和债务国共担维稳责任的国际货币制度，这样欧洲就能躲过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
如果德国选择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它可以付出较小的代价并取得相同的结果。其中应当包括落实拟议中的欧洲银行联盟，成立减债基金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创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最终将所有债务转换为欧元债券。此外还要设定名义国内生产总值5%的增长目标，这样欧洲就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过度负债的困境。
无论德国最终决定领导还是离开欧元区，这两种选择都强过造成一个不可持续的二元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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