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变动需要与人口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如今，我国的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相抵牾，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大问题。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促使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良性互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当前经济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加快结构调整已成为防止经济下滑的重要措施和目标之一。一般而言，经济结构的变动需要与人口结构的变动相适应。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经济结构却未发生同步调整。如今，滞后的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之间产生的抵牾，已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和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反差
从理论上来说，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是一种前因后果、但又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看人口结构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在人口的城乡结构上，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转变为城市人口超过一半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户籍制度的放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城市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刚刚超过50%，略高于农村人口的比重，这无论是在人口史上还是经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二是在年龄结构上，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趋向日渐明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左右，到2010年已达74.5%的峰值。但是现在这种人口红利已经很难持续下去。
一方面，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成为侵蚀人口红利的主力。1982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尚不足5%，但如今已经达到了9%左右，总量已超过1亿人。与此同时，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即65岁以上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从8%提高到11.9%，劳动人口的负担越来越重。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后备力量日益薄弱，这使得未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总量及人口红利面临着迅速枯竭的结果。经过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0-14岁人口的比重从略超过三分之一急速下降到目前的16.6%，比重降低了一半多，这不能不引起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可以这样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4-2-1”“倒金字塔形”已然成型。
三是从人口素质结构来看，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六普”和“五普”的数据相比较，我国的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而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大学扩招，使我国近些年的大学生数量节节攀升。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超过了700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和研究生近2000万人，在校人数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20%，已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以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为例，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时间较长，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其中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的比重接近四成（37.5%）。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性政策，对农民工展开了大规模的技能培训，也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技能水平。
四是从人口的收入结构来看，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极大提高。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0元，到2011年已经达到了21810元，增长了14倍多。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686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了10倍多。根据国内外一些学者的估算，目前我国城市中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口大约已达3亿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将近一半。
二、经济结构需要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做相适应性调整
人口结构的变化要求经济结构做出与其相适应地调整，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但很显然，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对接缺口，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农村人口的比重与农村经济的地位处于严重失衡状态。虽然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已出现下降，但农村人口的比重依然过大。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尚不足4%，但农村人口却还占到近一半。这其中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依然十分低下。比如美国有3亿人口，但仅有400万左右的农民，平均每个农民的供养人口超过75人。相比之下，中国有13.4亿人口，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却有3亿多，平均每个农民仅供养不到5个人。以此计算，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5。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源则在于农业生产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小农经济、家庭生产的落后生产方式仍大量存在于农村地区。二是我国落后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虽然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但在身份上却无法得到平等的认同。
其次，经济结构的调整无法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到来，预示着人口红利达到顶点，这说明未来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而衰减。在这种情况下，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必须加快转型的步伐，尽快转变到以提高技术水平和自主竞争力的发展轨道上来。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大量的依靠低素质劳动力的加工型企业仍大行其道，这是制约我国从“制造大国”无法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因素。据统计，国内申请专利的企业仅占1%，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绝大多数企业只能依靠简单的加工维持生存，获得微薄的利润。
另一方面，落后的产业结构无法吸收大量素质较高人才的涌入，形成了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奇怪现象。根据教育部的相关统计，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率还不足80%，这意味着每年有上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造成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浪费。
此外，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还导致了我国畸高的储蓄率。这既妨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强化了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大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一般而言，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要相对较低、储蓄倾向较高，而老年人口占比的逐年上升，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的国度。
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2011年我国的GDP为47万亿元，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进口为1.2万亿美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在长期负利率和实际利率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大量储蓄透过金融系统转化成投资，使得我国的投资在GDP中的贡献率居高不下，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变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
最后，人口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国民经济的“轻型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绝大多数的民众已经实现了由生存型生活方式向享受型甚至发展型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对轻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更为旺盛。
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结构中“重重轻轻”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国民经济重型化问题普遍存在。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呈现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的扩张期的特征。近些年来虽然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基本格局仍未根本改变。比如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4.3%，其中重工业同比增长14.7%，轻工业增长13.1%，重工业增速要比轻工业快1.6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在大多数的年份里都要慢于第二产业的速度。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9.6%。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同比增长11.0%，第三产业同比增长9.2%。第二产业增幅以明显优势居于三大产业增幅之首，而第三产业的增速不仅继续慢于第二产业，甚至比GDP增速还要慢。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跟上人口结构变化的步伐，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错位，容易加剧国民经济的波动，制约经济增长的稳定与协调。因此，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形成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一、尽快破除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使农村人口与农村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要求相匹配。农村户籍人口的虚多、进城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是当前中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只有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扩大城市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体系中，不仅能够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还能够极大地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人口与农业生产真正对应起来。
第二，必须尽快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传统思维中跳出来，由传统的依靠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向依靠自主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核心竞争力转变。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必须面对“用工荒”带来的实质性的冲击，考虑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雇用更多的更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既能够走出“用工荒”的窘境，又能够有效地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人口发展的趋势来看，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复返，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正视这个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积极应对，未雨绸缪，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第三，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人口收入结构调整和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尽快改变储蓄率过高的现状，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同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全社会稳定而又可靠的消费群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协调。
第四，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思想意识，扭转国民经济过度重型化的倾向，采取多种措施使经济结构走向轻型化。同时要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坚决摒弃那种光喊口号、不具体落实的做法。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发展第三产业是容纳高素质人口就业、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最有效做法。实际上，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重要支撑，也是最适应人口结构变动的“蓄水池”。只有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结构调整产生“共振”，就能实现人口与经济共同和谐发展的美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