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讨论通过了《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在笔者看来，此举首要的意义是在热烈探索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之际，再次确认了外贸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颇受诟病，人们指责外贸长期高增速、过高的顺差压缩了宏观调控空间，令外部消费者受益而肥水外流……然而，外贸的重要性不只在于直接创造了多少就业、贡献了多少GDP，还在于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贡献。尤其在国内经济风险骤升、全球经济陡然失速之际，外贸的稳定增长能够为旨在“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措施创造前提条件。
以降息这一常用的“保增长”工具为例，一般而言，为“保增长”而放松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胀压力，而一国的国际收支、资本流动情况恰恰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通胀压力。
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通胀压力普遍带有外部输入色彩，这种外部通胀压力通常通过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变动而输入。假如一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其本币汇率即使对美元有所贬值，幅度也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也会相应趋向下跌，通胀压力因此趋于减轻。此时该国央行若选择放松货币政策，就无需过多担心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国便是这样的典型。
对于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情况则相反，虚弱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将使市场参与者看空其本币汇率，从而抽逃资本，进而形成“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由于本币汇率对美元大幅贬值，即使此时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依然会坚挺，通胀压力仍将居高不下，这类经济体往往不得不为抑制通胀而维持高利率，顾不上考虑这样做对实体经济杀伤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