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南浔买批假古董，对不识赝品的银行行长说，我们赚的钱全买了古董，都是无价之宝。酒足饭饱的行长深信不疑。又找几个金匠捣鼓出件“金缕玉衣”，请来专家“隔着玻璃鉴定”，结论是“全世界只有两件，估价24亿。”就凭这假宝贝，轻松骗得北京建行近10亿贷款。
　　四大行一向保持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资产质量在大型银行中位居前列，但近年中国银行业“第一集团军”的防火墙入侵事件不断，信贷高风险案件不断，最近曝出的“中江系”债务规模近80亿元，为杭州历来最大宗，其中银行贷款50亿元，建行占了大头。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崔滨洲为此离任。而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多起国有银行管理人员失踪事件。
　　经济下行过程中，在大型银行重大标的案件频发时，中国金融体系风险最薄弱环节——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突然打开，成为风险海滩上的“裸泳者”。最近，河南许昌市小召乡发生村民围堵许昌县农信联社大门的事件。一代办员私刻公章、冒用许昌县小召信用社名义非法吸纳公众存款长达7年，非法吸收存款共计630余万元，受害者涉及数百村民。现信用社对存款“七折兑付”。一系列案件暴露出中国银行业严重的制度漏洞、内控虚设、内审无效、管理薄弱和案件防控能力的严重不足。
　　实际上，这一轮经济下行以来，银行业的风险资产远未真正暴露。以光伏行业看，光一个尚德和赛维，每家都是几百个亿的贷款，几乎所有大银行都泥足深陷，且都以信用贷款为主。仅仅是国开行在光伏行业的贷款就超过2000亿元，“稍微一动就出事”，但大家现在都不吭声。
　　现在银行业似乎已经有种“虱多不痒”的感觉。普遍有种心态，大环境如此，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才不正常，但是真的出了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暴露。出了问题也是方百计地“捂盖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背后主要是制度和考核机制的问题。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把问题后延，隐性风险并没被拆除。
　　在今年财政收入下滑、土地收入腰斩、实体经济不振的背景下，银行业最大的心腹之患是9万多亿的平台贷款，今年是第一轮贷款的兑付高峰，多数地方政府以“债务结构优化”方式主导债务展期，缓释了短期风险。上海银行就与上海城投签订战略性框架协议，为其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早些时候，江苏多家大型银行组建银团，对交通系统一家负债过百亿的平台成功进行了债务结构优化和贷款展期。一些风险得以缓释，但所有推迟的问题，会不会终有集中爆发的一天，尚未可知，这也是地方平台贷款最大的风险。
　　每一轮经济波动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2009年发放的9.5万亿贷款，2010年发放的7.9万亿贷款，这一轮信贷洪峰之后的代价买单的时刻正在临近。中国银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30%，以至于到本世纪初，许多国有大银行在技术上已处于破产的边缘。2003年以后，通过财政注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万亿的不良贷款。同时向银行发债，将发债收入用于购买不良贷款。这种左口袋掏出右口袋装入的做法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阴霾仍然未尽，而财政托底银行甩包袱的资产管理公司，容易助长银行业盲目投放，助长其道德风险。
　　所有推迟的问题，终有集中爆发的一天。在经济下行期，银行业逾期和关注类贷款的增多，特别是许多问题贷款被遮掩，这意味着不良贷款问题可能随时会大面积爆发，这就像恐怖片中死去的僵尸，突然有一天，它拖着血淋淋的污迹复活了，届时人们就会看到续集——《不良贷款2》，那是中国银行业盲目追求规模和利润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