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发布的具有指标意义的《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竞争力排名较去年下降三位至第29位。尽管这个排名依然大幅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从专业角度分析，似乎中国近些年来一直走强的国家竞争力有趋于放缓之势。
　　而从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比较来看，笔者尤为关注的是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这四个工业与金融强国的表现。美国排名尽管已是连续第四年下滑，但考虑到美国修复金融业本身就需要五年左右时间，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近年来又面临中、德等国以及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因而出现下降是较为理性的竞争逻辑延伸。因此，德国的表现尤为值得重视，这个以深耕制造业竞争优势为突出特征的工业强国，这些年来对金融发展一直保持着足够理性，如今已是欧元区的一盏明灯。如果不出意外，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都将在主要经济体国家竞争力竞赛中保持领先。英国稳居顶层分工大国之列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冲击，经济一度陷入衰退泥淖，至今仍未恢复元气。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与德国一道，成为最稳定的两大强国。这得益于英国高明的国家竞争战略。英国人深知，自身没有多少资源禀赋，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一方面必须利用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才能确保世界第二金融强国地位，另一方面，必须确保作为世界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应有地位，着力落实制造业发展战略的七大行动计划，才有可能占据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这种在绝对实力下滑时注意运用金融杠杆和技术创新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着实饱含着国家智慧。至于日本，尽管依然在消化1985年所签“广场协议”留下的后遗症，经济始终难以走出“五万亿美元”陷阱，但凭借扎实的科技基础、不乏全球配置力的跨国公司以及良好的社保体系，仍是与美、德并驾齐驱的一流经济强国。
　　可以说，上述四大经济体既有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产业和金融资本，也有一大批凝聚前沿军事科技并具有民用转换能力的超级尖端企业，这确保了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制造业领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相较而言，中国经济规模尽管已超过7万亿美元，并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真实经济实力尤其是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远未达到可以取代上述四大传统工业强国的程度。在中国目前每年2万亿美元左右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能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部分，估计不超过五分之一。若以劳动生产率、产业获益程度、产业控制力等关键指标衡量，所谓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的说法最多只是说法。美国1150万产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产值差不多相当于中国1亿产业工人创造的产值，何况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投资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则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跌出世界前五。
　　更深层次的忧虑还有，如今不少中国支柱产业的控制权已不在本土企业手里。如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外资渗透力已非常绵密，外资实际上已控制了中国汽车业的命脉；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业领域，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其主要设备与技术大多依赖进口，面临“产业空洞化”风险。
　　就战略层面的竞争来说，我们尤其欠缺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力的高端制造企业，以苹果、微软、英特尔、GE和谷歌为代表的超级企业如今已是横亘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堵高墙。市值傲居全球的苹果今天已打造出一个缜密、神秘的全球产业链，绑定了全球制造业最顶尖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24小时为这座帝国大厦添砖加瓦。中国已成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只有不到2%。
　　尽管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创新性企业的表现值得充分肯定，但整体而言没有形成集群优势。更深层次的威胁还在于由波音、联合技术、洛克希德·马丁以及雷神等美国王牌军工企业构筑了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高壁垒，要在短期内实现跨越，说易行难。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注重强化产业与金融资本全球资源配置力的今天，中国既要切实维护在传统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利益，更应把握未来竞争趋势，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培育高端制造业优势，力争在未来十年打造出能成为本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产业体系，以此推动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为此，我们必须尽快落实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揽子方案，以期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尽快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宜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制造业发展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