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可能是中国告别数量型经济增长、全面启动痛苦转型的关键之年；也是超越GDP情结、顺势切换到高值低耗经济发展周期的过渡之年。中国无法隔离于持续动荡的外部世界，而“内忧外患”恰是催生关乎中国下一个十年乃至二十年发展命运的战略性改革方案的源动力。
　　2012，对中国来说，更值得期待。
　　在世界经济熬过了异常诡异的2011年之后，有不少人将今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概括为欧元会否解体以及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对于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无法给出精准的预测。虽然愈演愈烈的欧元危机令“欧元之父”蒙代尔先生异常尴尬，但若将欧元体系的可能崩溃归咎于浪漫有余理性不足的欧陆国家热衷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甚至简单归罪于蒙氏的这个理论，显然不公道。毕竟，经济学与经济实践从来都是讲究约束条件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欧元区国家的确应该检讨。不过，退一万步讲，即便欧元体系今年真的崩溃，也远非世界末日。只是欧洲人应该明白，金融主导国业已开启的全球金融大洗牌，暂时是不会收手的。
　　中国经济在2011年面对很多难题。首先是管控通胀消耗了央行的极大精力。笔者相信，在当今的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位央行行长乐意与通胀为伍，可现实是挥之难去的通胀却在去年一年里持续不断折磨着决策层与央行的神经。而随着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后遗症的集中发作，方方面面都在苦寻应对之策。有人干脆大骂“凯恩斯主义”，这就显得有点非理性了。“凯恩斯主义”既非天使，亦非魔鬼。关键看决策者如何拿捏。笔者早在三年前就曾分析过，在政策调控中应尽力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思维，亟须着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尤其是民众热望的就业与收入增长，理该是经济困难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和立足点。如今回头看，在本轮危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绝不是一两个经济事件就能带动的。甚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亦非应对危机的最优策略组合。更何况在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中，仅资产投资一项就占到90%以上，而用于支持社会福利设施和刺激消费增长的开支甚少。这又怎么能避免产能的过剩与资产泡沫的泛滥？而当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时，“保增长”一时间似乎又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
　　其实，从经济发展的机理来看，经济增长理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端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政府的适度干预是避免经济陷入大幅衰退的必要条件，但归根结底，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确保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环节。另一方面，既然促进发展模式转变是今年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那么容忍经济适度放缓便是理性决策的逻辑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负效应尚未消化的情况下，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而再度简单对经济“热启动”，只会加剧原本已相当严重的结构失衡。最终可能再一次错过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以为，那些看空中国经济的相关警告还真不能忽视：经济内外失衡的中国，不仅既有增速难以持续，而且在当下愈来愈不确定的世界里，非常有可能成为下一次更大层级经济危机的中心地带。
　　千万不要指望美、欧这两个全球经济稳定器在今年会趋于稳定。自我调整能力不断下降的欧元区国家，其实是可以避免收到欧元死亡通知书的，前提是勒紧裤带并重拾工业革命时期的进取精神；不过要早已习惯高福利的欧洲人转变生活方式难度太高。依然是全球经济老大的美国，其当政者在选举之年，为了政党与自身利益完全有可能再度祭出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美、欧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诸多不确定，凸显世界经济要迈上复苏之路是多么艰难。
　　从已有的迹象看，2012年可能是中国告别数量型经济增长、全面启动痛苦转型的关键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超越GDP情结、顺势切换到高值低耗经济发展周期的过渡之年。中国无法隔离于持续动荡的外部经济世界，而“内忧外患”恰恰是中国启动拖延已久的存量改革、进而催生关乎中国下一个十年乃至二十年发展命运的战略性改革方案的源动力。
　　从中国既往系统性经济改革启动的时间窗口与政治周期的重合来看，尽管未必有严格的规律性，但最近二十年来每隔十年即有一个系统性重要文件的出台却是不争的事实。再说，从下一个重大经济改革方案出台的理论储备、操作经验以及相关的倒逼机制来看，决策层启动关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战略性改革，眼下只欠东风。
　　依笔者之见，中国经济的战略性改革方案，其整体设计思路，似该确立适应结构调整的有效经济增长速度，例如7%或者6.5%，并尽早启动备受利益集团干扰的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例如，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化解民营资本的发展瓶颈，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以便给资本寻求更平等的投资机会。再进一步，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假如能够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则中国经济就能避免在增长的迷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