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四大问题：生态问题（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得生态环境不能承受经济增长之重）、实体问题（投资主导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问题（地方融资平台倒逼央行、财政）、社会问题（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等）。
　　面对四大问题，我们推出的措施虽然不少，但都摆脱不了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危机的思路。例如我们从“保增长”演化为“稳增长”，发现投资再也不能这样下去，消费在短期内又无法提升，于是只能求助于“稳出口”，而“稳出口”也是难上加难。
　　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快捷的做法就是增加投资。但搞投资上项目，钱从哪里来。要么是自身收入，要么从银行贷款。而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银行贷款也遇到银行自身收缩业务的压力也难以为继。
　　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围魏救赵”的故事。在三十六计中对“围魏救赵”的解释是：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直接攻打集中的强敌，不如先设计分散，再各个击破；主动出击攻击敌人，不如等待敌人的弱点暴露后再相机歼敌。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深思。既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又要采取巧妙的办法，以最小代价化解棘手问题。这里可借鉴“围魏救赵”之法。
　　首先，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纵向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骄人业绩，实现了经济腾飞，其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变迁。在此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在质量与数量上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作用。而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谓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提升；所谓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则在劳动、土地和资本因自由流动产生的规模效应，当然也有绝对量的提高比如资本大量流入。
　　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85%的福利收益来自于投入数量的增长而非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在生产率提升空间受科技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既有存量的释放，比如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土地的流转，资本的相对自由流动等等。
　　现在反过来看，这也是问题的根源。比如，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土地财政对农村资源的剥夺，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足。而投资渠道不畅特别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也加重了问题的危害程度。如，有分析人士表示，进城农民特别是他们的第二代已经不会或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种田，这部分人留在城市中又不能得到平等待遇，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心态会成为“定时炸弹”。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怎么办？问题的提出，其实也蕴涵了解决方向。那就是提高生产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将那些投入产能过剩行业的资本，拿出一部分来投入到人力资本的提升上去。而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免去我们如今面对的外资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纷纷外迁所带来的惶惑不安。
　　打通人力资本提升的渠道，一是要提升教育水平，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另外，要加快建设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这也是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有效办法；二是要加快改革医疗体系，特别是农村医疗体系建设亟待完善。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又将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农村生产力，助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另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好处还在于，对居民教育医疗的补助相当于转移支付，可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同时这样做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也有助力作用。
　　回到前面的问题。当前中国发展之所以面临四大困难，是因为我们过度地、畸形地、片面地着重于经济增速，忽视或延宕了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特别是对人的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从人出发，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围魏救赵”之举，或许能引导中国经济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