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深圳一名区姓男子携4把刀具，在深圳鹏程医院耳鼻喉科砍伤4名医护人员及保安，其中伤势较重的2名医护人员，已分别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目前均无生命危险。（新华网9月3日）
　　又见暴力。今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发生后，卫生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卫生部的表态在当时曾引起舆论喧嚣，喧嚣过后，事实是，医院里的摄像头、监控器、配备安保人员，依旧没能完全保护“白大褂”的安全。
　　这起发生在深圳医院里的暴力事件，再次让人震惊。施暴人的行凶动机目前还未明了，该男子只是今年7月在该医院进行了“双筛前神经阻滞术”治疗。而每一起“残害医护人员”的悲剧发生后，舆论和公众都免不了对其进行“再认识”。这当然是好事，只是不能陷入误区。
　　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悲剧发生后，“医患纠纷”、“医患矛盾”就会一次次被提及，成为“残害医护人员”的根源。分析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并不错，但如果动辄就把“背景”放在第一位，顺序颠倒并不有利于事件反思。
　　暴力就是暴力，无需过多地牵扯医患关系，更没必要拿“医患纠纷”为暴力事件开脱责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被杀”事件中，被害实习医生王浩其实跟病人的诊治过程没有关系，“医患纠纷”又从何谈起？大多时候，谈及“残害医护人员”的暴行时，牵扯出“医患关系”或“医患矛盾”的大背景，无非是想说，“残害医生”也是被逼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矛盾，如果医患关系能够和谐，哪里还有暴行发生？如果抱着这样的逻辑来认识暴力事件，那么不妨反问一下：社会背景固然是复杂的，可如果连简单的暴力都无法认清，又如何去认识复杂的社会背景？
　　太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去反思暴力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思，有时候其实是文不对题。杨佳案如此，内蒙古越狱案如此，即便是在周克华案中，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反思社会背景，还原行凶者的立体化人生，这算是一种进步，但必须警惕到当对社会背景的反思超越了对暴力本身的反思时，暴力就有可能被美化，甚至有可能“合理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说白了，还是因为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抱着“体制原罪论”的心态，把什么都归咎于体制，归咎为环境，唯独少了具体的分析批判。即便是抱着“体制原罪论”或者“环境归咎论”的心态，可曾想过，这些悲剧个案中，受害者的家人难道不是普通人吗？既然都是普通人，他们凭什么要为体制原罪或者环境埋单？
　　许多时候，对普通人暴力行为的“再认识”中，条件反射式的“体制原罪论”、“环境归咎论”，只是迎合了一些社会情绪罢了，而社会情绪永远都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利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凡事当前，“先问真假，再说是非，后论利害”的顺序不能颠倒。如果一再强调“体制原罪论”或者“环境归咎论”，有意无意为普通人的暴力开脱，那么，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将成为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