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和造势了十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终于有了实质性破题。在上周闭幕的第十五次东盟与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就今年11月正式启动自贸区的谈判达成一致。对于占亚洲GDP 70%和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20%的中日韩三国而言，其自贸区构建与落地，对活跃国际贸易程度和驱动全球经济平衡具有杠杆意义。
　　不能不说，面对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脚步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不断加速的大趋势，亚洲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目前，除了东盟，亚洲地区国家都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特别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分别与东盟10国签了FTA，形成了各自的10+1局面，韩国还同美国、欧盟签了FTA。正因为中日韩各自长期游离于未能整合的自我封闭体系之中，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了极大抑制和贬损。
　　从世界范围内看，虽然中日韩三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总额上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但三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却依然过于集中在欧美市场，这不仅容易导致三国经济为欧美所“绑架”，同时也给自身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此可以说，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的欧美市场萎缩所引发的亚洲国家经济整体痉挛，使中日韩三国透彻感受到了加强内部经贸合作的急迫性，强化了三国尽早构建区域FTA的一致性思维。
　　必须承认，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并不缺乏客观而良好的现实基础。看宏观条件，目前，三国经济总量在亚洲分别排第一、第二和第四，作为一个整体，三国经济规模在全球仅次于欧盟和北美，一旦自贸区建成，将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看微观条件，中、韩、日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韩的贸易总额近6.4万亿美元，三国经济联系程度越来越紧密，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朗。更重要的是，三国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日、韩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显著，而中国的竞争优势仍主要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正是如此，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结果，如果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在现阶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提升1.1%至2.9%，日本提升0.1%至0.5%，韩国提升2.5%至3.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定的地位和角色，中日韩自贸区所产生的效果不会只局限于自我经济与贸易的改良之上。受中日韩自贸区经济能量和市场吞吐量所驱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将得到显著加强，由于自贸区带来的区域内商品流动性的增强，中国的服装、纺织等产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韩市场，日、韩电器等工业品可大规模进入中国，由此可以缩小中、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平衡国际贸易会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但是，中日韩自贸区还刚处于起步阶段，接下来三国谈判将会比较艰难和漫长。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能成为自贸区推进的重要掣肘。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间实施自由化贸易，将会对有关国家的产业造成较大冲击，必然引起国家之间不同的忧虑和警惕。比如中国制造业对日本高科技制造业的担心、韩国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戒备以及对日本电子机械等工业品进入的芥蒂，还有日韩对中国农产品的负面看法等等。另一方面，中日韩三国为推进自贸区建设所需要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程度比较高，对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其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和阻力也会相当大。例如，在日韩，农业和农民长期受到政府保护，许多外国农产品被拒之门外。能否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将是三国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障碍。
　　地缘政治因素也在无形之中干扰着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毋庸讳言，中日韩三国的政治互信度并不稳固，正是如此，三国寻求合作时宁可舍近求远，这种从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局面，改变起来并不容易。近日三国领土争端加剧，也构成了FTA谈判过程的重要撕裂力量。而随着美国“重返亚太”脚步的越来越凌厉，尤其是美国“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亚洲地区旋风般地启动，日本已宣布加入TPP谈判，鉴于在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协议两种选择上日本始终很难平衡，而且未来很可能倚重于前者，由此多多少少地会加深中日之间的芥蒂，从而给三方的FTA谈判罩上阴影。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日韩看待中国的心理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面想从中国的增长中取得利益，另一面又担心中国实力增强会威胁到他们自身。这种矛盾的心理，必然会给三国自贸区谈判增添更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