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不仅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也导致了“中国制造”正在不断丧失价格竞争力。笔者以为，这或许正是中国出口在近期陷入阴霾的重要内在推力。
　　中国出口总值7月环比下降了1.8%，同比增长了1.0%；而1至7月累计出口增长了7.8%，与10%的增长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轨迹，除2009年金融危机时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度增长率均在20%以上。比较今年和以往年份的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数据，严冬逼近的寒意十足。
　　中国当前的出口困境是否只是“欧债危机”时期的短暂“冬眠”，一旦世界经济好转，就会重回往昔岁月？对此，笔者没这么乐观。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变化，高速出口增长岁月可能一去不复返。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绝非仅仅是危机时的暂时现象，中国经营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才是根本原因。在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的因素中，高房价扮演了重要角色。笔者认为，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中国房价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尤其以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为甚。增长阶段以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分三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房价态势基本是稳步加速增长；金融危机时期房价有所回落；但危机之后出现了一轮短期的大反弹，之后较为稳定。价格上，全国平均房价水平从2000年开始至今，大致上涨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幅度甚至达到了5倍以上。
　　不论高位的房价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其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影响渠道大致有增加了劳工成本、提高了生产和营销等商务成本、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三个方面。
　　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胀和物价上涨，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货币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从国内分地区的出口贸易形势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速缓慢，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房价普遍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和“用工荒”对立，并伴随工资上涨的局面，看似矛盾和无法理解，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方面，出口型企业在原有的订单下，利润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资上涨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价和通胀引起务工人员生活成本急剧上涨，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们可接受的工资已超过了企业维持出口订单可以承受的工资水平。进而出现了虽然工资上涨，但仍然挡不住劳务人员返乡的步伐。
　　对于目前的出口贸易形势，不少观点认为是贸易转型和质量升级的结果，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好事。这样的判断有一些道理，中国加工贸易确实存在附加值低、环境污染等问题，转型是必然。但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这种转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要求增加，进而工资提高，并逐步淘汰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贸易。但目前的情形是，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增加生活质量，也不是因为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引起上涨，而是因为高房价引起真实生活成本提高的结果，这种上涨不仅会引起出口下滑，也会带来失业的增加。所以，这种转型并不是健康的过渡和发展，而是“拔苗助长”式的逼迫。另外，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和劳工工资上涨，同样会侵蚀一般贸易的发展。
　　当前中国出口贸易的下滑，直接动因是“欧债危机”；这种调整从长远来看，也可能符合贸易转型和升级的需要。但即便如此，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良影响必须要充分认识并采取相关措施，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当其成为出口主要阻力时，为时晚矣。
　　首先，房价和出口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理该充分认识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传导机制的重要性。
　　其次，稳定房价，抑制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蔓延。过高的房价不仅影响民生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会引导资源错误的配置，挤占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会成为出口的阻碍。政策上采取相关措施，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的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
　　最后，在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劳工成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必然趋势，是难以改变的；但商务成本的下降仍有空间，因此，尽可能地采取措施降低商务成本，是当下为“中国制造”争取更多空间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