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法草案27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对中国的旅游业而言可谓意义深远。就在年初，三亚宰客事件引爆网络舆论，对国内旅游市场失序可谓做了最典型性注解。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由于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零负团费、强制购物、辱骂游客、宰客等现象泥沙俱下，旅游景区过度开发、无序竞争造成生态系统恶化，显现出对立法的极度需求。
　　作为一种市场领域立法，旅游法的制定则呈现出复杂的利益考量。由于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涉及交通、住建、商务、文化管理等多个部门，将近上百个行业，吃、住、游、娱、购等相关立法会牵扯不同部门、经营主体以及消费者的利益，既要在政府部门之间做出利益均衡，又要在经营者与游客之间进行权益配置；既要促进旅游市场繁荣发展，又要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如此必然给立法带来极大压力。同时还要与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恰切嫁接，立法技术较为复杂。
　　正视立法中的困境与难点是一种理性态度，但对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技术化均衡，不能屏蔽立法的终极追求。比起宏观上的市场规范化目标，我更关注旅游法对普通百姓的价值与意义。数据显示，2011年国内旅游人数超过26亿人次，公民出境旅游超过7000万人次。
　　在人人都是游客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一部旅游法是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立法，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无论利益博弈如何，都不能偏离其维护游客合法正当性权利的初衷。
　　因此，旅游法被期待着统领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更被广大旅游消费者期许着重塑权利的价值与尊严。如何为游客与经营者之间架构起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并为利益弱势一方提供足够充分且便捷的权利救济机制，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旅游法修正案，其中设立“赔偿基金”，每家旅行社都需将其营业额的0.1%投入该基金账户中，以保证旅客在境外旅游时遭遇旅行社突然倒闭或破产，仍有人为其支付回程机票费用。如此细致而贴心的制度设计，背后蕴含的权利保护理念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