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务院和中央经济会议多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基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清晰判断。特别是大家期待的7月份宏观数据并未给三季度开个好头，除CPI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符合市场预期外，其余数据均要显著低于预期。
　　在此大背景下，近两个月各省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初步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金额总计超过7万亿元，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巨量投资热潮和投资竞赛似乎即将展开。在拼项目、引投资、保政绩的冲动之下，我们能不能既稳增长又重效率调结构，着实令人担忧。因此，当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厘清“稳增长”的真实涵义。
　　2008年我们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时提出了“保增长、促发展”的思路，并明确2009年GDP增长量上的硬目标，即要“保八”。顾名思义，“保增长”就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可以采取某些应急手段来确保经济的增长。“保增长”即要求“增长”是唯一目标，而“调结构”、“促转型”等经济目标可以暂时搁置一边。
　　相比之下，虽然今年提出的“稳增长”与2008年的“保增长”仅一字之差，但“稳增长”显然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第一，“稳增长”对经济增速并没有定量的目标，更多的寓意是要预防经济短期内快速下行，即重点防范经济失速的风险和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以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或引发通货紧缩；第二，“稳增长”的背后还有着“调结构”、“提效率”和“保民生”的影子，即“稳增长”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统筹当前与长远，更加注重拓宽增长空间，更加注重提高增长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注重共享发展成果”。换句话说，“稳增长”不再是把“增长”作为唯一目标，不能为了“稳增长”而不顾“调结构”，而是要把它看成一个统筹考虑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和发展民生的综合性目标；第三，“稳增长”并不是追求经济高增长，可以容忍一定量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不希望下滑得太快，目的是要以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来尽量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也为了保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稳增长”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但令人担心的是，现在“稳增长”的很多举措，特别是地方版的巨量投资计划，本质上仍然过于依赖投资。这一方面是源于地方“GDP至上”心态下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对“稳增长”没能很好地理解。
　　从需求角度看，任何情况下，不管是“保增长”还是“稳增长”，无外乎就是提升出口、投资和消费，短期内更是如此。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还没有明显复苏的迹象。欧元区三季度的GDP增长预计为－0．5％左右，而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更是一再下调。本来6月份的出口数据已经出现了低位回稳态势，但7月份出口增速由6月份的11．3％陡降至1％，这一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数据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扩大内需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的一个领域。但扩大内需年年喊、年年提，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却不升反降，充分说明消费在短期内提升不能给予厚望。
　　说来说去，当下“稳增长”最终还是绕不过“稳投资”。当前情形下，加快投资肯定能解一时之急，但从长期看可能会后患无穷。以前投资增加的产能可以通过出口由国际市场来消化，而目前国际市场的疲软已经导致出口企业的去库存化压力加大。继续投资可能导致的产能进一步过剩，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加重，都逼迫我们在投资行动之前不得不慎之又慎。
　　综合来看，“稳增长”作为一个短期经济调控目标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中央对经济进行预调微调的正确思路，短期内靠“稳投资”来“稳增长”也是无奈而又不错的选择。但是，前面说过，“稳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空间和时间。因此，“稳增长”只能是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的阶段性策略，“稳增长”背后，我们更要放眼中国经济的未来。正如世界银行所称，“中国的政策应该更加考虑长期的效果与目标”。
　　首先，我们认识到中国这次的经济减速具有趋势性和周期性的双重性质，而且这种周期性和趋势性短期内难有改变。特别是趋势性方面，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经济增长也可能面临拐点。在这一转折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经历了这种转变，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经济减数2．8个百分点。假定中国经济也遵循这个规律，经济增速由9％下滑2—3个百分点，则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目标区间应该是6％—7％。实际上，我国“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011年—2015年GDP增速为7％，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其次，应尽快将宏观调控重点从侧重需求管理逐步转向供给管理，从过多倚重货币政策逐步转向更多采取财政政策。一方面，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应对危机的方法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凯恩斯主义的逆经济周期操作的老套路上，采取的手段就是需求刺激、投资拉动。而在当前经济阶段转换时期，我们需要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地说，就是要由依赖人口红利、要素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要由依赖低端出口加工业转向依赖产业升级、产业转换和制造业的再工业化。另一方面，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盈利空间收窄和对未来经济预期的悲观导致了企业的自主投资动力不足，通过货币政策进一步释放流动性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
　　总之，当中国经济这辆一直高速行驶的汽车开始减速时，我们需要的是“缓加油”，而不是“猛提速”，而且要提醒的是，缓踩油门的同时还要“抬头看前方”，这就是“稳增长”的长期打算。（赵晓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