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中国经济步入慢速增长的预言已快成为现实，经济回落不再是暂时现象。不过，对于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全球排名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0%多一点的经济体而言，未来发展的理论空间依然很大。当前需要做的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产出率，即所谓创造改革红利。

　　经济调整呈长期化趋势

　　近期市场对降准的预期一次次落空，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肯放松，而是需求有所下降。7月新增信贷只有5400多亿元，低于预期。银行放贷没有突破规模上限，降准意义不大。至于降息，理论上有空间，但市场利率（包括民间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依然很高，故即使降息效果也有限，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作用通常也是紧缩效果比宽松效果要好。因此，从前7个月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可评价为稳中有松，效果不佳。
　　财政政策对维稳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如为弥补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对水利建设投资增长较快，高铁投资也恢复增长。不过，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62%的投资要依靠民间来实现。5月份发改委曾集中批准一批投资项目，但仅掀起一点浪花，面临钢铁等大批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即便批准宝钢、武钢等新建项目，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巨额投资计划，但资金的筹措是一大难题，即便资金到位，最终又将形成一大批负债，阻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外需方面，尽管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这轮美国经济的崛起并未给中国出口业带来太多机会，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想重振制造业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是从成本更低的市场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美国经济复苏等不能给中国增加外需，而中国制造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过高，也显示出其脆弱的一面。如此看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长期压力，这个过程将会比较长，正如目前去库存的过程也比以往更长一样，说明中国经济的消化能力大不如以前。

　　改革红利或明年展现

　　人口红利是一经济术语，指被抚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目前已到由升趋降的拐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改革红利则是从人口红利中衍生出来的用语，表示中国目前还存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过去十多年，中国重大改革事件比上世纪90年代要少很多，或许是因为现有制度和结构尚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包含人口红利的优势。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原先就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缺陷日益凸显，就会形成倒逼改革机制。
　　中国今后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失衡的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看，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平衡，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鸿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距，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反差等。需要改革的领域很多，从逻辑上讲，应该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解近渴后引远水、先低成本后高成本。
　　今年动作频频的金融改革恰符合上述逻辑：第一，改革大部分不需制定繁琐的操作细则，如非对称减息和给予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实质上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含义是让银行反哺企业，解企业近渴。而且，这一改革执行效率高，操作成本低。第二，金融改革实质上是放松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属于系统的总量改革，一般不涉及到个案，不容易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
　　下一步改革的难点在于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属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之前有报道称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但至今连改革方案的讨论稿都未见到，估计难以如期出台。从历史看，一般重大改革举措的启动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最著名的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将是启动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上一届三中全会则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包括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若以此推算，明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估计会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而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和制定，如分税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个税改革、房产税乃至遗产税等新税的推出，则会在三中全会前就应初见端倪。财税体制改革的难度要大于金融体制改革，但对于改善经济结构，则更加直接和具有针对性。如中国的收入差距通过改革能够缩小，就可有效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而且，财税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一旦启动，就意味着这将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改革，若能顺利推进，则改革红利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