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将政策重点从紧缩逐步转向增长，加上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国应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力度，进一步在欧元区寻找机会。
　　为更好地应对欧债危机，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我国的影响，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应对：
　　——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到欧元区寻找机会
　　欧元区将政策重点从紧缩逐步转向增长，加上欧元区的实体经济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国应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力度，进一步在欧元区寻找机会。考虑到我国企业对欧元区熟悉程度不高，可借助我国驻欧机构、我国、香港和欧盟商会等各种力量，加大对欧元区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的研究和推介力度。
　　——战略性使用外汇储备，寻找双赢机会
　　可将部分外汇储备加上配套人民币资金，设立专门的基金，加强与欧元区的国家、公司及个人合作。以资本投入、补贴等方式，购买欧洲的技术，引入欧洲的专业人才，提高对国内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空气及水等环境治理力度。将外汇储备投资到有利于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既有利于缓解外汇储备的潜在风险，又可不扩大现有产能地刺激本国经济，给欧元区带来一定的外需，加强与欧洲在环保上的合作，提高未来谈判的筹码。
　　——引导汇率更大幅度的双向波动，加快建立外汇衍生品市场
　　2005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银行、企业和个人单向积累人民币头寸。 2011年10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人民币净头寸有所减少，降低了汇率波动可能引发的市场头寸被迫调整的风险。从实体经济来看，欧债危机的恶化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大幅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攀升，影响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此，在欧债危机尚未失控的时期，可适当引导汇率在更大幅度的双向波动，在美元升值背景下，反而有利于我国保持实际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进一步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提前释放欧元区极端情形下的汇率和资本流动风险，提高金融市场承受风险波动的能力，扩大汇率工具空间。
　　——继续稳步推进本币互换，加大对出口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等的支持力度
　　当前的欧债危机是系统性，极端情形更会产生全球影响。因此，简单的出口区域分散，应对极端情形的效果有限，关键要尽快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来说，仅仅只是实体经济衰退引发的国际贸易萎缩，有较充足的时间应对，但当国际贸易的金融支持恶化时，其冲击是迅速和巨大的。欧洲金融机构在贸易融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期受欧债危机严重的影响，其提供的贸易融资比例大幅下降。欧洲银行为日本以外亚洲国家提供贸易融资的比重，从2011年的28．2％下降到今年前5个月的5．8％，日本的银行弥补了部分欧洲银行退出带来的空白。但即使如此，也给亚洲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可继续稳步推进本币互换，以为贸易融资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同时，加大对出口贸易融资及出口信用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IMF的研究表明，提供金融服务比由谁提供更重要。可适当加快对外资银行，如有一定竞争力的日本的银行，从事这些业务的开放，甚至出台鼓励政策。
　　——关注国际资本流动，保持跨境资本流动的管道管理
　　欧元区的动荡，不仅影响我国与欧元区间的资金流动，还将影响新兴市场甚至中美之间的资金流动。既存在回流欧元区满足流动性需求的资金流动（香港的欧洲金融机构已出现明显的抽资自救行为），也存在规避风险，重新进行资产组合配置的资金流动。我国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我国不能因国际环境不稳定而延缓资本账户的必要开放，但当前对跨境资本流动应坚持管道管理，对资质和规模保留必要的管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形成必要的威慑力。
　　——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加强政策的国际协调
　　我国 2009年的刺激政策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2年美国和欧元区的选举和宽松政策，为我国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在金融市场不发生极端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应充分利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的努力，坚持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可承受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将重点转向国内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一旦欧元区出现极端情形，应迅速放松货币，及时对冲国际动荡可能带来的被动紧缩。
　　——坚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方式，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全球均处于缺乏新增长动力的长周期底部，但我国原有的增长动力——城镇化、工业化乃至全球化仍有空间，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市场也处于启动前期。结构调整越充分，转方式越彻底，应对欧元区可能的极端风险就越主动，政策空间也越大。
　　——建立危机应对预案，提高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
　　目前不能排除极端情形出现，但这种情况仍是小概率事件。我国可充分借鉴IMF等危机处理经验，建立我国多部委合作的危机处理预案。但关键是提高社会的风险承受能力，可考虑以一定财政资金，甚至以一定外汇储备聘请外国专家，培训失业人员，提高劳动力素质，健全和公平社会救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