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奥巴马在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时，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转移国际社会关于金融体系改革视线的一种战术安排。然而，近年来的情况表明美国这次是来真的。美国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之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新产业革命，力图重新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而美国财经领袖也决定改变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偏好。
　　美国深知，过去那种过度追求金融产业发展，并依靠美元本位和全球化红利的模式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尤其是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增强后，放弃“金融巫术”偏好，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才能扭转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颓势。的确，金融业过度发展负面效应非常强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则可以在较长产业链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有利于提高就业率。
　　美国布局经济转型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从历史经验看，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酝酿的关键时期，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新技术和新产业常常出现。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假如上述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美国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产业体系。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被中国超越之后，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保持领先优势，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意图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而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有可能使得美国再次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制高点。
　　随着中国成本优势的削弱，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显现。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2002年~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新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未来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年均消费额为2万亿美元。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惊人的生产能力。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19.8%，领先美国0.4个百分点。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
　　美国近来的一系列经济动作正是基于锻造美国经济竞争力战略考虑，如果美国在重整实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成功地通过美元的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针对中国筑起新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难以与美国展开平等经济竞争，而且将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必须在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策配套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技术创新积极性，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形成产业化，最终打造一批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