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本月初长沙市公布8000亿元投资计划后，日前重庆和天津又几乎同时提出了1.5万亿元投资计划，贵州和山西两省也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虽然时间跨度不一，具体内容也存在一定差异，且其高调发布存在较强的广告宣传动机，最终能真正落实很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但在“稳增长”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竞相抛出庞大投资计划本身就透露出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信号，其背后体现的固有经济发展思路，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在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形势下，中央确定了“稳增长”的政策基调。在稳增长中，地方政府显然不应该毫无作为，适度有所作为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种作为不是乱作为，而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保持着对市场的尊重，在政策思路上要有所突破，以往那种惯性思维该有所扬弃，这不仅是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中复杂的矛盾所决定的。
　　首先，从已经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来看，依靠项目投资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思路，而这一思路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加剧产能过剩。
　　虽然这些计划没有披露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各自比重，但从常识可以判断，制造业投资在其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制造业产能过剩是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在正常情况下，市场具有自动淘汰过剩产能的机制，特别是在激烈竞争中，低效产能能够被自然淘汰。在经济周期运行中，投资和淘汰产生的波浪式前进能使经济达到一种动态的供需平衡。但是，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圈定扶持产业，运用土地、财税优惠以及向企业提供隐性的担保等方式进行“引导”，很容易弱化市场的约束机制，延缓了产能削减的进程，甚至会导致业已存在的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2009年，中国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最高也只有80%，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使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最低只有60%。无疑，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特别是消费和投资之间失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纠正这种失衡，要求政府将主要工作放在改善收入分配，加大对居民的税收减免上，大量的制造业投资虽然短期内可以直接拉高GDP，增加一些税收收入，但长期来看，却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使经济变得更加不可持续。
　　其次，地方政府产业规划不仅计划经济色彩较为浓重，而且对产业的选择上趋同现象严重，一窝蜂式的投资很容易导致未来若干年在所谓的“新兴产业”上重蹈光伏行业的覆辙。
　　各地的计划不仅制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集群，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产值目标，单从这点看，就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此外，新能源、新材料、云计算成为各地重点支持的对象，可以预料，这些重点支持的产业，将会得到土地、信贷上的支持，甚至是直接的财政资金资助。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较快地吸引民间资金的参与，降低其早期的风险，但政府介入也鼓励了民间资金不顾市场规律大肆冒险扩张，再加上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新科技其实只是普通制造业，中国企业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进入门槛甚低，极容易形成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迅速形成产能过剩而真正的创新能力又无法形成的局面。政府的巨额投入有在数年后成为负担的可能，光伏产业就是前车之鉴。
　　其实，在引导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值得质疑的。不可否认，在过去基础较差、投资相对于庞大就业压力来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引导、定向支持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和产业聚集效果，但这一模式的边际效应已呈快速递减之势，相反，该模式带来的重复投资、效益下降等负面效果则日益明显，最典型的是江西新余的赛维案例。因此，政府的产业政策需要适应形势变化，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和行政惯性。
　　随着市场日益发展，政府在吸引产业、提高地区竞争力方面，不应该再靠优惠措施，不应该再靠直接干预。政府应该立足于完善市场配套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确保企业拥有公平竞争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政府应该加大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并以此作为形成产业聚集的支点，而具体的应用和产业化，应该交给市场来完成。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地方政府在“稳经济”的过程中，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也需要作出积极的改变，而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原来那种上项目、铺摊子以投资推动增长，以直接干预为主要手段，低效益高风险的产业政策，不能再延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