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的重要步骤，行政审批改革再次走上快车道。
8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至此，国务院十年来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六轮改革，艰苦卓绝，屡败屡战。
此次行政审批改革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上，其原则是应减必减、该放就放，在市场领域尽量减少政府无形之手的干预，其核心内容包括“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把适合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事项，通过委托、招标、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承担”——以此目标推进改革，辅之以恰当的手段，希望中国最终将走上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之路。
上述改革证明政府存在内生的改革动力，但任何改革都非铁板一块，都将遭遇寻租者的强势阻碍，实现改革目标必须有效地突破阻碍。
租金来源是设租，因此并不奇怪，当政府发出主流声音致力于减少行政审批、致力于降低租金来源与租金红利时，一些部门、一些地方政府到处设租。设租方法千奇百怪，如曾经出现的馒头办，现在仍然风行一时的借助打假手段向商铺伸手，以至于出现商铺闭户十里难吃到一碗面条的奇观。甚至在湖南邵阳出现行政执法权下移的情况，雇佣千名“雇佣军”替代城管执法，以80%的回扣发起向贴罚单运动。
任何违法、违规、违章，理应受到追究，但任何执法都必须在尊重规则、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任何部门不得以规章、文件等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审批项目。研究制定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设定和管理办法”，如何“逼迫”有关部门尊重法律、法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
就顶层设计而言，各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必不可少，而不是把重要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为了行政方便、为了争夺管理权，现实中往往出现与权力分散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以最近的公布的《预算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为例，耗时8年诸多专家论证，却赋予了财政部门更大的权力，删除了央行“经理国库”的职能，央行“名义经理”身份不再，财政部集会计、出纳于一身，而在具体的收支中，又缺乏人大的实质性监督，此种预算设计存在巨大的风险。专业人士指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范围’不需经人大审查和批准，年度预算草案最终表决前不需经人大常委会审查，也没有关于预算听证、预算讨论(辩论)、预算质询、预算报告阅读等程序性设置”，如果没有对财政部门的强力约束，对纳税人的尊重也将成为空谈。
类似的情况所在多有，如发改委与证监会如何协调监管私募股权基金，如社保基金理事会与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地方养老金的管理，如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公积金的管理——多数人在饭桌上慷慨抨击时弊，都愿意以改革者的面目示人，但回到实际操作层面，可能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拌脚石。他们觉得其他部门的图章都可以减少，但自己部门的图章不可或缺。
旧的行政审批在减少，新的行政审批层出不穷。有物流公司业内人士讲述综合型物流企业“关卡”：注册物流公司，必须要有前置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否则无法获得营业执照；涉及到仓储设施，还需获得消防部门的许可；涉及到危险品运输的，要有环保资质；物流规划用地又需要跑发改委；与港口泊位建设有关的又需要港口管理部门签字……
惟一的办法是增加对权力的制约，增加反对设租者的话语权。如果企业家有了有效的申诉渠道，如果权力的成色减少了份量，租金有可能真正下降。我们无法期望拥有租金的人，依靠道德的约束力量主动放弃租金，主动减少设租的动作。
中国工程师、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一族，但人均效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制度性的低效与贪腐不可忽视。8月16日，前摩根士丹利负责地产交易的主管Garth
Peterson因违反《海外贪污行为法》在美国获刑九个月，原为摩根士丹利上海地产投资和基金顾问业务的一名常务董事，因为一宗地产交易陷入泥潭，但此人供述，轻度贪腐是中国商场的普遍现象。行政审批改革既是提升行政效率的步骤，从本质上来说，是减少设租空间、降低贪腐的重要手段。
广东成为改革试点区，希望这个市场经济的重镇，能够以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权力互相制约，允许利益良性博弈，以健全制度将行政审批改革经验复制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