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公司辉瑞与美国证监会及司法部就之前行贿的指控达成和解协议，条件是缴纳6016万美元罚金。之前，辉瑞被指控向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医生和医院管理层行贿，其中包括中国。综合各方信息来看，这应该是该公司第五次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了，而三年前的第四次“有罪指控”的代价是23亿美元罚款。
　　其实，对于“惯犯”辉瑞制药的行为不难理解：其基本逻辑就是“罚了再犯”，就当是再为政府交点税收而已，况且强生、阿斯利康等同行也有过类似的行为。不过，从现实看来，面对针对制药企业商业贿赂的具体法案，认真落实的具体措施，再具体到《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法律效力，辉瑞们表面上还是要收敛得多。
　　反观国内，我们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不比美国少，更不比其宽松。然而，在具体法案，认真落实的具体措施上却力度不够，致使国内医药行业贿赂行为屡见不鲜。在涉及商业贿赂等“犯罪”事件上，鲜有“巨额”罚款。所以，一些医药企业不仅可以畅通无阻地对医生进行“带金”销售，还挖空心思地向外资企业学习甚至挖人才，学习外企们如何通过各种学术讲座、行业会议等方式贿赂医生，诱使医生在用药时出现明显的偏向，继而影响其处方。
　　有关信息显示，美国政府的威慑不仅于国内几家大型制药公司，其监管机构还将把拿回扣和不当获利的医生列为调查对象，以整治“犯罪”事件频发的医疗市场。据媒体报道，美国政府的这些行为与正在推行的新医改有关，“减少行业欺诈是奥巴马医疗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减少药物不当营销从而降低医疗费用，正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医改的重要手段”。
　　而反观中国的新“医改”，可谓步履维艰。 “艰”在何处？公立医院的改革。众所周知，随着新“医改”时间表的逐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便成为继续前进的掣肘。医院、医生、药品、监管机构……各种势力、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试想，一个企业的药品（或器械）从欲进医院大门开始，不仅与药事委员会成员、医院相关领导、药剂科、科室主任、医生等个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而且还要给医院带来高额收入。如此庞杂纠葛的关系，着实让人感叹“水之深”。
　　改革之步既已迈出，那么如何趟这个“深水”也使得各方绞尽脑汁。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体制。过去二十年，中国医药市场低基数、高成长、粗放式发展。其间，国产仿制药发展到了极致，低质高价仿制药成为产业链灰色地带的受益者，多数企业低层次竞争，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加上一些跨国企业加入其中，竞争以及同质竞争过于激烈。事实上，目前的医药招标分为政府集中招标与医院自行招标两种，两种招标均设有评审小组，评审小组由卫生部门官员、医院人员及医药专家组成。在目前医疗体制下，药品（或仪器）使用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医生手中。就这样，医药产业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而上游制造业无法集中，渠道分销商无法以物流服务和增值服务参与竞争。
　　其次是医院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难以与社会同步。医生的价值若得不到充分肯定，就会通过别的途径补偿自己，认为拿“回扣”是理所当然。由此也带来医患矛盾的急剧上升，挫伤了医生从业前景。还有，医院领导的行政级别也使得很多负责人精力不在如何办好医院上，而是如何保“乌纱”或“朝上走”。所以，如何让医院市场化，打破医院运行黑箱，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还医生自由之身、探索医药分开，以真正切断和上游渠道的利益链，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