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调研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课题组在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中的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并对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生存状况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发现，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表现为更频繁地参与维权行动、更为主动地进行劳资博弈。（《中国青年报》8月21日）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绕不过的社会问题。而如今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退守田园，新一代农民工涌入城市，传统城市在城市建设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必然面临着真正的城市化转型难题。
　　这一次的课题研究，更为准确全面地描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脸谱——他们从根本上是疏远农村，亲近城市的；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均已不同于老一代，正面临着一个重新建构的新机遇。新生代农民工更为现代，他们甚至自认就是城市新白领。在消费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在思维方式、透支消费、工资福利期望值、介入劳资争议等方面，他们与城市年轻人已经同质化。准确地说，这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农皮城心”的城市人，已经不能或者不愿回到农村，他们早已用新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叩响着旧城市闭锁的城门。
　　显然现在最大的麻烦是，城市管理体制仍然沿袭的是旧理念。在当下中国，任何一个口里念叨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城市，都不恰当地安装着一个无形的旧城门。在这个旧城门的荫庇之下，企业方面可能也最愿意沿袭针对老一代农民工曾经十分奏效的“工厂权威管理体制”，认为农民工工资可以开得更低，生活条件可以更马虎，文化生活与劳动权利可以付之阙如。而相应的，城市管理者们，仍然将这批从心理上早已疏远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也最乐于用老土的户籍管理措施、城乡差别观念来对待他们，这种只接纳劳动不接纳劳动者的状况，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之痛，最终也可能关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新白领已经叩响了新城市的旧城门，如何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在前述调研报告中，专家们已经给出了权威答案：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劳动者，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权按照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对工资进行集体议价协商。“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他们有权享受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总之一句话，如今你还拿新生代农民工当农民工，你就错了，因为他们早已是新产业工人、新白领、新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