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带队，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目前调研报告已完成初稿，在经国家发改委审核讨论后，将适时报给国务院。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财经国家周刊8月20日）
　　所有市长，当然代表的是城市利益。城镇和农村就像俩个已分家独户的兄弟，在父母的长期鼎力关照下，其中一个先富起来了。虽然先富帮助后富天经地义，但偶尔为之尚可，真要甩开膀子地帮，先富兄弟却又未必真心愿意。作为处于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优势一端，习惯于长期坐收“二元户籍”政策红利的城市，如果陡然承担户改责任而毫无反对意见，那倒让人颇感意外。
　　众所周知，户改的本质不是取消一个户口簿那般简单，更不是改头换面假以别的名称，根本出路在于如何填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既包含户改对象即广大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包括类似城镇居民那样的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城市必须努力创造更多平等的就业机会，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得对新户改对象提供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以便他们能够尽快缩小与城市居民的收入落差。另一方面，城市还必须加大对原来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待遇、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这对很多城市而言，更是情非得已。
　　毫无疑问，户改所需巨大投资必将成为市长们忧心的重负。2010年重庆启动声势浩大的户籍改革，按照当初制订的目标，“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据测算，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成本”，以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进入成本”。原来计划两年内“转移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高达2010亿元”（《东方早报》2010年9月14日）。若仅以此为参照样本，全国8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户改，仅资金需求之巨便令人不敢想象。
　　虽然这些资金需求并非短时间内供给，但显然压力重重。一则现阶段国内真正“富得流油”的城市并不多，且越往中西部，资金压力越大。地方政府数以万亿计的负债便可洞窥全貌；二则对于长期沉缅于“GDP政绩”模式的城市而言，户改必然打乱既有政绩评价模式，对于户改这样困难重重，短时期内对政绩无法形成明显促动的工作来说，市长缺乏热情自然不难理解。
　　千呼万唤难以出台的户改政策，设计纵然再缜密科学，均无法回避户改成本这座大山。户改能否顺利推进，不仅仅在于实现城乡居民的政治平等，更取决于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摊。虽然在改革成本筹措渠道上有必要探索，但作为30多年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城市，承担更多改革成本乃义不容辞。而且，这种责任担当不应只是寄望于城市的喜好，而应从政策角度明确其义务，从政绩评价角度赋予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