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中国与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重大转折。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22.2亿美元，同比增长52.8％。而1984年~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尚不足300亿美元。自1984年中行和华润联手收购“康力投资”算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近30年的历史，其中既有TCL收购汤姆逊“巨亏”，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完败”，中铝收购力拓“折戟”，也有工行投资南非标准银行，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等成功交易。
　　“坊间有言，李东生是企业家中的‘政治家’，柳传志是企业家中的‘战略家’”，一位研究企业史的财经作家认为，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企业，不能贪概念、求轰动，而是切实要思考自身是否具备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想清楚“外国人为什么卖给你”以及企业是否对海外的法律、劳工政策研究透彻。
　　2011年，某大型央企因为子公司在波兰的基建项目赔光了所有“家底”遭国资委追责而震惊央企圈。一知情人士表示，当时正值相关子公司希望以低价打入欧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并从中获得经验，在意识到核算错误后并不打算违约，而是选择如期开工建设，希望仿效国内的玩法，在工程中后期谋求签署补充协议以覆盖成本，但“那是在波兰，不是在国内”，最终不仅失去了项目，还蒙受了经济和商誉双重损失。波兰总理图斯克事后也对外界表示，相关中国公司不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且“视当地的政策、法规、程序为无物”。
　　“走出去就应该按‘走’的步伐，千万不能‘奔’出去，搞大跃进。”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央企海外投资部人士坦言，依靠在国内相关领域的部分垄断地位，他们这些年“有了些积累”，但是并购外国企业亦面临政府审批以及当地工会、媒体、环保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心理适应，稍有不慎并购不仅面临夭折，还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交易成本。
　　数据显示，近年来民营企业占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流量的比重不断上升，2011年已经达到约44%。知名并购案如吉利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德国工程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万向控股“A123”，万达收购世界排名第二的院线集团美国AMC等。
　　一位外资券商的分析师告诉记者，其中既有真心打通国际产业链的民营企业家，也有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家担心未来政策有变，将多年打拼挣下的资本用“两条腿”走路方式转移至海外的意图。该分析师举例，“VIE”的安排以及民企选择在香港IPO都可以达到将资本转移至海外的目的，特别常见的方式是在IPO之前以相对低廉的估值价格将国内的资产卖给海外的PE。待上市之后，完成相关交易安排，双方各取所需，皆有利可图。
　　经济学家许小年此前曾对这种这种“恐慌”来源归结为部分地方政府对于私人产权的保护不断弱化。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除了自身作为市场主体，需要不断提高对于风险和收益的定价能力，培养和吸纳通晓国际并购法律和熟悉国际并购管理的人才以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定位好自身的职能，做好服务，完善国企出海监管的“顶层设计”和审批流程，落实民营企业主体长期利益不受侵犯的法律法规，真正让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公司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