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增长的世界中——人们对经济衰退有着天然的恐惧，因为历史上有许多先例，经济增长的停滞可能会导致国民收入下滑、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化、地缘政治争端等各种灾难性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国度里，甚至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放缓，就引发了国内外观察家的种种关注和担忧。在很多人眼里，中国不仅不能不增长，而且必须是高增长。
　　谈及经济增长，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把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经历的“失去的十年”引为前车之鉴。但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出：“我们曾经认为，日本是一个警示。到头来，日本几乎成了一个模范。他们从未经历我们所遭遇的那种严重滑坡。在我们所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多数时间，他们成功提高了人均收入……我们的表现比他们最黑暗的时期还要糟糕。当人们问：我们会不会变成日本？我回答：我巴不得我们变成日本。”13年前，正是这位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批评“日本综合征”。显然，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鲁格曼的反思有点福利经济学派的味道。在福利经济学派看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度量并不只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国民幸福感的最大化才是终极目标。
　　没有增长的“失去的十年”竟然成为“模范”，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似乎更不必过多担忧。相对日本“失去的十年”，仅就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我们不过是经济增速放缓而已，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快马，还不需要考虑停滞的问题。当然，在经济增长领域，我们的确面临很多难题，包括房地产泡沫的控制、难以延续的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等。
　　我们真正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很多不是经济增长所能够解决的，有些甚至就是快速增长的副产品，如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价值和道德观的底线缺失，等等。过去很多时候，是耀眼的GDP增速一俊遮百丑，掩盖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当前，主动控制的经济增长减速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最佳选择。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进一步推动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致力于整体提高国民福祉，提高国民幸福感。到头来，我们可能会发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后果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现在需要做的是，坦然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实，即便伴随一些短期的阵痛。
　　对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更要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不能停留在对过去的幻想中。寻找能够在转型中逐步长大、在减速阶段仍能保持相对较快增长的那一小批公司的投资机会才是正途——在整体宏观减速背景下，这类公司会越来越稀缺。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公司之间这种显著的、持续的分化，有些公司在业绩超预期下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有些公司的股价只有更低，未来这种格局可能还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