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在5、6月经济数据公布前两次果断降息，这已不是微调或是简单地为“稳增长”放松银根，而是显示货币政策已出现重大转变的信号及货币政策周期性转向的标志。但是，7月的中国经济数据仍然疲弱，外部经济不振的冲击也仍然在持续。可以说，欧债危机的演进方向仍然不明，中国经济的走向也非常不明确。只是7月CPI又创下新低，为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放松留出了不小空间。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下，究竟该如何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方向和力度，如何使宽松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推行呢？以笔者之见，应从资金来源、运用两方面增加运作空间。
　　最新公布的银行信贷数据是，7月人民币贷款比6月大幅下降近3900亿。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存款下降是一个原因，7月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减少了5006亿元。虽然这有季节性因素——去年同期银行存款也下降达8000多亿，但是，对这样重大的影响因素，央行是否该提前调整呢？
　　存款增速下降，不仅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增速及放缓扩张速度，还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其他投资，导致非货币资产扩张也会有所下降，这势必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特别是一旦银行存款（或增速）持续下降，就不仅将威胁银行盈利能力，还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这绝非危言耸听。由于我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还处于历史最高位，故而存款增速下降对银行放贷能力的制约、盈利能力扩张的负面影响非常大。目前对银行盈利能力挤压最大的就是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央行一个月两度降息，虽然大幅度调整了商业银行的利率浮动空间，但在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竞争愈发剧烈，实际选择恐怕只有向下浮动贷款利率和向上浮动存款利率，而这必然缩小银行利差和减少利润。可见，在整体经济不利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显然并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盈利目的。因此，要想保持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至少需要“薄利多销”，否则，很难保证商业银行会不折不扣地“贯彻”货币政策。
　　保证商业银行“薄利多销”的基础是存款。而在当前存款增加的形势并不乐观，货币政策必须从存款增加上加大支持力度，方能保证整个银行业的运作空间。显然，当前无论从存款准备金率位置（仍处于历史高位区），还是外汇占款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7月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较上月减少人民币38亿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有空间，而很有必要。从商业银行角度，下调存款准备金显然比调整利率有利得多。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应该在货币的供给上对市场造成不必要的阻截。
　　虽然从货币政策的基本功能上，重点和作用是在整体规模和方向的把握上，但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的金融制度下，货币政策仍然可以在结构方向上有所作为的。所以，当下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也应加大引导和支持，以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运作空间。例如，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支持。虽然近期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很快，今年上半年中小微企业贷款增加9332亿元，占同期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32.7%，比一季度占比高4.4个百分点。但是，整体上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只有28.2%，显然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小微企业更加困难，更加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样，一般个人经营性贷款也应该大力支持。今年上半年，虽然个人（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4%，算是比较高，增加5443亿元，但同比还是少增1229亿元。而从政策上支持个体经营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是同样的道理——最有利于就业和社会。
　　虽然上半年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放缓，但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有所回升。当前，在经济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增加制造业投资和中长期贷款显然不合适。如果盲目为增加中长期贷款而增加中长期贷款，很容易造成将来不良贷款的增加。因此，比较可行的增加中长期贷款的途径，是继续加大水利、环境、交通运输等公共设施的中长期贷款。事实上，这也是上半年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回升的主要动力。
　　此外，货币政策对地区发展调节作用十分需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东、中、西新的不平衡，从银行业角度，上半年，东、中、西部地区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3.5%、18.2%和19.2%。中、西部地区贷款增速比上季度末分别提高1.2和0.5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贷款增速与上季度末持平。北京、上海、浙江这三个集中了中国经济特色的地方（一个是首都，集国有企业总部于一身；一个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要成为“四个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一个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中经济最活跃、最开放的地区），当今经济发展却处在转折点。考察当前的中国经济地区结构，中西部发展很重要，但无论如何东部地区仍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对不能拉下。因此，货币政策理应像过去支持中西部地区一样支持东部地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