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佛罗伦萨咫尺之遥的普拉托（Prato），如今是意大利华人最集中的城市。华人对普拉托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若无华人及其充满活力的纺织服装工厂、贸易公司，这个一度陷入衰败的纺织服装业中心不可能起死回生，更遑论表现出比意大利和欧元区绝大多数地区更强的抗萧条能力。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近30年来吸收较多华人新移民的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巴黎等美丽城市。但是，意大利社会和政府对普拉托华人区一直有非议，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灰色经济等等，不一而足。在持续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此类非议进一步高涨，其中尤以对普拉托华侨、华人汇款回国的指责始终最为突出。意大利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移民是向母国汇款金额最高的移民群体，于是就有人指责普拉托华侨华人的举动减少了意大利的资本积累。
其实，在意大利这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国家，华侨、华人对合法收入和储蓄拥有完全的自主支配权，汇款回国并未违反任何法规；而收紧乃至取消资本项目开放，将重创欧元区内外对其经济信心。同时，普拉托华侨、华人之所以大量向中国汇款，既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投资机会较多，正日益成为包括侨资在内的各国资金的“避风港”，且普拉托华人小企业需要向中国合作伙伴和分支机构汇款作为营运资金，也因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华侨、华人一些过于苛刻的指责损害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资金别无出路。就此而言，提高音量指责他们，只会进一步促使他们的资金加速回流中国；理解他们的合法、合理的客观需要，反而能巩固他们的信心，降低他们的资金回流倾向。
近代以来，侨汇曾长期是中国不可替代的重要外汇收入来源，1949年前，来自美洲的侨汇经常占全国侨汇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强，但这并未使美洲华侨经济实力更雄厚。实际上，华人从唐、宋起便持续数百年较大规模移居东南亚，甚至一度在东南亚建立了河仙（今越南坚江）、东浦（今越南胡志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区）、吉隆坡、兰芳共和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等多个华人政权，今天马来西亚仍是中国之外唯一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套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海外华侨华人中的巨商大贾多数出自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格局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相比之下，虽然一批水手早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群岛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便移居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成批移民美国更要到1840年前后，且长期以开矿、筑路、开河、务农、捕鱼等苦力为主，开办餐饮、洗衣等小型店铺就算是经济状况优越的了。由于美、加长期实行排华政策，北美华侨、华人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而发展成东道国华商集团，甚至有性命之忧，只有选择将积蓄的大部分或全部汇回家乡。
加拿大政府1885年7月特别通过《华人入境条例》，规定从次年起向所有入境华人征收50加元人头税，1900年7月又提至100加元，1903年7月再提至500加元，1886年至1924年间，进入加拿大的82369名华人为此支付了近2400万加元的人头税。直到二战之后，加国政府才废除歧视华人的法律，实行吸引亚洲国家人才政策。
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1877年，加州经济不景气，美国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署《北京条约》，其中第一条便规定了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史无前例的种族歧视法例《排华法案》，明文禁止华工及其眷属入境，取消华人移民入籍的资格，这项原定有效期10年的法案于1892年、1902年两度延期，1904年更被宣布为无限期实施。直至珍珠港事变后的1943年，美国迫切需要中国为其减轻日军压力之时方才终结。在此期间，美国华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生活各方面饱受歧视和迫害，不仅普通华工备受屠杀、抢劫，连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外交官也无法幸免。1903年，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赴旧金山公干期间遭当地警察无理围殴、关押，竟“戴罪”出狱。谭氏受尽屈辱之余，愤而自尽，酿成世界外交史上一宗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即使在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之后，迫于劳联—产联的压力，美国政府每年给予中国人的移民配额仅105名，直到1965年颁布了《移民法修正案》，华人才得到与他国同等的每年2万移民配额。其后，华侨才普遍取得入籍权利和选举权、被选举权。
读史可以明智。置身主权债务危机漩涡，面对华人这样一个勤奋、安分守己、很少坐吃福利、很少对抗当地政府、很少制造游行示威的群体，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政府是为其解忧以充分发挥他们帮助东道国复兴经济的潜力，还是加剧其忧虑，从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